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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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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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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文学:作者的隐退与写作的自律  

2016-01-06 10:3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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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了人道灾难(特指一种特殊的社会灾难,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一般的社会灾难)的世纪,是极权主义肆虐的世纪。20世纪的人类,经历、见证了种种苦难,其精神世界伤痕累累,公共世界危机四伏。直面这些灾难,反思这些灾难,是人类走出灾难、走向精神重生、重建公共世界、修复人际关系的必由之路,是后灾难时代人类承担的神圣而艰巨的使命。

在文学领域,直面和书写这种人道灾难的重要文学类型之一,就是“幸存者文学”和“见证文学”。

见证文学要求一种客观记录的文体和书写风格,切忌过度的作者主观议论和抒情(更不要说虚构),以保证见证的可信性。“见证”作为法律术语,其所要求于见证人的是:你必须是亲历者,而不是道听途说者,此时此刻,你只需讲出你看目击的事实,而不要添油加醋,甚至不要对哪怕是最残忍的凶手进行道德谴责。

恰恰是这一点,很多见证文学很难做到。但著名的意大利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做大了。他是如何书写他的大屠杀经历的?著名批评家欧文.豪说:“他(莱维)知道或者在写作过程中明白,自己手头这些材料,如此惊心,如此史无前例,从而如此难以拿概念去框架,因此,在追忆和描述之时,作者首先需要自律,保持严格的精确性。这是他的记忆,他必须在场,犹如亲眼看见,亲身承受苦难。然而正是因为故事可怖,便更加要求厉行作者的隐退。读过大屠杀回忆录和虚构作品的读者都知道这份自律有多么困难,有时甚至根本做不到。这要求情感的节制与稳定的创作目标,我们觉得简直不该向幸存者提出这样的要求,然而倘若这类回忆录不愿仅作或愤怒或痛苦的嚎啕,那么舍此而外,别无他途。”

莱维具有一种“彻底审视过去”的能力和品德。这是一种记忆的强劲力量,“领着莱维走进绝望,然后多多少少地走出绝望,从而使他不至于逃避在奥斯维辛真实发生的任何事情,既不避耻辱,亦不避恶化的人性,却拒不在作品之中沉溺于自宣自怜的情绪,或者滑入自诩。很多大屠杀回忆录和虚构作品都情有可原地因此而有所损伤。” 

这里欧文豪用了“情有可原”一词,乃人寻味:是啊,一个人经历了如此可怕的折磨和迫害,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要求他不抒发自己的感情,发出愤怒的声讨,不是过于不近情理了么?这也更可见出客观见证的难能可贵。

不要轻易地运动我们手头现有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解释框架去评价大屠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屠杀是难以书写的,甚至是不可能书写的。因为这是一种超出了人类理解能力和现有词汇的极端之恶,我们现有的语言缺乏词语表达这种不可思议的罪孽。“任何一个富有敏感的作家,在尝试写作大屠杀之时,都会被这个难以折磨:‘我们的语言缺乏词语’。” 而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就是缄默的智慧: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保持沉默,禁止大发议论和夸夸其谈。“他知道有些事情可以说,有些事不可以说。他用清雅简洁的散文,鲜少追求‘大意义’或‘超越’的雄辩,因为他深知面临大屠杀之时,这些手法会多么诡诈,会多么可悲地出卖我们的思想和想象的极限。” 欧文豪提醒我们,要警惕“用大屠杀‘证明’现成的意识形态或虔信主义教条。”这种套用现成意识形态框架解释大屠杀的做法,被称之为“语言的天然罪孽。”(艾略特语),而警惕“语言的天然罪孽”指的是“作家必须控制、抗拒,甚至拒斥内心激动的迸发。并非所有‘出自’心灵的东西都是真实或好的”“我们的语言缺乏‘摧毁一个人’这一罪孽的词语,而所拥有的词语——在宣传里被如此滥用、恶化——又极容易出卖我们。”  (欧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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