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陶东风

 
 
 

日志

 
 
关于我

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网易考拉推荐

关于中国话语、公共知识分子、后极权主义等答爱思想网站问  

2015-11-19 15:3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爱思想记者按:

文艺批评与文学研究有着不同的取径,前者犀利、及时,后者厚重却小众。与此相应,文艺批评家犀利有余,厚重不足;文学研究者曲高和寡,时效难企。仍有文化从业者,犀利又厚重,在批评者与研究者的身份之间转换自如。陶东风老师即是其一。

作为文化批评家的陶老师,眼光独到、言语锐利,从批评超级女生到质疑《甄嬛传》,屡次给文艺市场带来别样的风气;作为学者的陶老师,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首倡日常生活审美化、推介阿伦特、专注文革研究,围绕极权主义开辟了广阔又精深的学术道路。

今年秋冬之交,爱思想网有幸,采访到了陶东风老师,因有此文。在此篇访谈中,我们将通过陶老师清晰又独到的语言,了解到: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何种品质,学术研究中的“中国特色”“中国话语”是怎样一种存在,以及与每个人相关的,如何在后极权时代,挣脱“天鹅绒监狱”,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学术民族主义之不可取

 

问:近年来,因为一些原因,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一类"中国特色"明显的学科,"势头"颇盛,而西方理论往往受到"中国话语"的挑战,您如何看待此事?

 

答:"中国话语""中国经验"(本土经验)、"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一样,是9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界热衷于谈论的一个话题,我称之为"学术民族主义",因为这个话题明显地是针对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影响或西化倾向的,而且把问题提高到"中华民族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有人甚至把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一概斥之为"文化自主性的缺失",是"到别人那里'认祖归宗'",是"自我轻贱、自我毁灭"

对这种标榜"中国话语""中国特色"的学术民族主义思潮,我一直心存疑虑。其中最大的一个疑虑就是:所谓"中国话语""中国经验"到底是什么?

最可能让人望文生义地、直观地联想到的答案是:"中国话语"就是中国说的话,"中国经验"就是中国的经验,好像"中国"是一个会说话、有情感、有经验、能感受的主体。但"中国"当真会说话、会经验吗?真有"中国"这样一个说话主体和经验主体么?

从政治的角度说,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从地理的角度说,中国是一片有边界的版图,从人口的角度说,中国是14亿中国人的集合体。无论从哪个意义上,"中国"都是不会说话、不会经验的,因此把"中国话语""中国经验"理解为"中国"说的话、"中国"感受到的经验,逻辑不通。

说话的主体、经验的主体必然是、也只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也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因此,谈到中国话语和中国经验,首先要警惕的就是以"中国""中国话语""中国经验"这样的抽象集体概念,遮蔽压制一个个具体的个人。

因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不可能是"中国"说的话语,也不可能是某个代表"中国"的学者说的话,因为没有谁有这样的代表资格,可以声称他的话语就是"中国话语"

另一个思考"中国话语"的思路是: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中国经验",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是中国的"本土经验"的表达。但这个思路也有问题: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本土经验"?标准是什么?如果不能够对其内涵作出具体阐释,那么说"中国话语"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中国经验"就是中国的"本土经验",依然是同义反复。

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话语""中国经验"等等说法假设了一个本质化的所谓"中国",它是"中国特殊论""中国本质论"的奇特混合物,是一种特殊主义的本质主义或本质主义的特殊主义。

一方面,它把中国特殊化和例外化,以弘扬所谓"中国特色"的名义,对外抵抗普世价值与学术研究的普遍规范、普遍标准,把对普世价值和普遍学术规范的追求一概斥之为"崇洋媚外""认同西方话语霸权"

另一方面,它又把"中国""中国"本质化,否定"中国经验""中国话语"的个体性、差异性,以"中国话语""中国经验"代言人的身份,压制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诉求和个性化创造。

要想走出这个逻辑混乱的话语怪圈,唯一的办法就是:

把学术研究还原为个体行为而非国家行为,把"中国话语""中国经验"还原为每个中国学者的个人学术话语、个人经验而非集体主义的"中国话语""中国经验"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学者的个体学术话语怎么可能是"中国话语"?每个中国人的个体经验怎么可能是"中国经验"

如果我们陷于集体主义、本质主义的泥淖不能自拔,那么,个人话语和个人经验的确不可能等于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这个意义上的"中国经验""中国话语"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一旦我们走出集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路,从非本质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角度理解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那么,每一个真实地生活在中国当下现实中,真实地感受自己的生存境遇,直面并能够自由、直率、真实地表述自己的生存经验、生存困境的中国人,他说出的话语一定是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这种经验一定是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

根本不用专门去冥思苦想什么"中国特色",因为他所感受、所经历的一切,他的境遇,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真实地生活着的人,自由地说话的人,他所感受的不可能不是中国的真实经验,他所言说的不可能不是有"中国特色""中国话语"

最真实的就是最有特色的,也是最本土的。一个学者如果不深入中国的现实进行体验、分析,不了解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中国人的生存经验,整天在那里闭门造车,冥思苦想要建构什么本质化的、集体主义的"中国话语""中国经验",为此而焦虑不堪,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滑稽、非常可悲的事情。

这只能说明:或者是他的生存状态出了问题--长期生活在意识形态的假话空话中而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真实身份,或者是他的言说环境出了问题--知道自己的生存经验是什么,也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却不能直面它,不能自由言说它,非要去寻找一些可以言说、允许被言说的问题和话语,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也只能是假问题,这样的话语当然不可能是中国话语,这样表达出来的经验当然不是中国经验,因为它根本就是虚假的。

打个比方,这样的人要么是一个在意识形态的假话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对现实的真实感知、真实经验的人,要么是一个有自己的真实感知、真实经验,却不能真实地表达这种经验的人。

关于中国经验我想还可以再多说几句。

"中国话语"一样,"中国经验"的说法必须落实到个体才是有意义的。所谓"中国经验"我以为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真实经验,正如"中国故事"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这里,是否"真实"比是否中国更有意义,因为真实的必然是中国的。

一个真实地生活在中国本土的人,一个直面自己的生存困境的人,只要让他自由表达自己的经验,这个讲出来的经验就不但是真实的,而是一定是中国的。不能离开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经验,去虚构什么抽象的集体性的"中国经验",更不能够拿它压制个体经验(注:“中国经验”其实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没有心理器官和感受器官,它因此也不可能有什么严格意义上或字面意义上的“经验”或情感)。

以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为例。全书没有出现什么"苏联经验"的说法,但是每一个回忆者的经验都是最典型的苏联经验,根本用不着在这些具体的、活生生的经验之外去虚构什么本质化的"苏联经验"

同样道理,如果每一个天津化危品仓库爆炸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都能够真实地讲述自己的经验,而我们的作家和学者能够像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经验,这会不是"中国经验"么?

我们必须超越"中国/西方"的模式去界定"中国经验",不应该把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作为 "中国经验"的标志,而应该依据自由和不自由、真实和虚假的标准界定中国经验,把每一个中国人自由讲述的真实经验,全部纳入中国经验。只有在一个人被迫说假话、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他说出来的经验才会背离中国经验,因为它背离了一个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现实。

 

什么样的“公知”是真“公知”?

 

问:在《阿伦特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您提到阿伦特"政治""革命"的概念与当代中国语境下"政治""革命"概念的不一致性,某种良性或是中性的概念往往污名,近年来"公知"一词亦是如此,您觉得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种情况?

答:我在那篇文章中谈到,由于古代王朝国家的黑暗专制政治的作祟,更由于文革时期极权政治造成的负面效应,在中国,"政治"政治被污名化,成为一个被极大败坏了的概念,很多人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就是阴谋诡计、以权谋私等等。被污名化之后,人们对政治出现了两种非常典型的态度:

一是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并远离政治,躲避政治,明哲保身。这种人虽然自己并不热心政治,而且也的确看清了权力的某些本质,但却同样畏惧政治,畏惧权力,不敢去惹政治。

更重要的是,当自己的生存和政治发生密切关系、躲不过去的时候,他一定会顺从政治,会按照权力的要求去做一个顺民,表明自己对某种政治理想的忠诚。这是一种顺民式的政治犬儒主义。

另一种是热衷政治,准确说是热衷权力。这种人同样相信、甚至更加坚定地相信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就是权力斗争。他们参与政治不是出于信念,不是为了为民谋利或为了恢复公共生活的尊严;而是出于私人利益,是为了向上爬,为了争权夺利,因此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在本质上与明哲保身派没有区别。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为了超越私人利益的理想信念而从政,这样的人属于政治家;根本没有理想和信念,纯粹为了私人利益而从政,这是政客。一个国家如果只有政客而没有政治家,这就是政治败坏的最根本标志。

我在文章中还讲到,要改变政治的污名化,就要为政治正名,恢复政治的尊严。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恢复公民对于政治的热情,告诉人们还有另一种政治,干净的、坦坦荡荡的、有尊严的政治,即公民政治和民主政治。

中国人之所以对政治态度冷漠,或者对政治持犬儒式的理解,根本原因在于公共事务与公共权力被少数人操控,用来为自己或自己的小集体谋私利,公共空间变成了所谓当权者把持的"官场"

大众缺少甚至完全没有参与。由于极权主义对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绑架和操控,这些人对公共生活和公共世界已经彻底丧失信心。不关心政治和不能参与政治是互为表里的,不关心是不能参与的结果。反抗极权政治的力量绝不可能来自这些消极躲避政治的人,只能来自热心另一种政治,即公民政治民主政治的人。

关于“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情况也是如此。依据我的理解,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投入公共使用的那类知识人。在有些西方学者的定义中,狭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类人,并不包括那些只埋头自己的专业研究而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专家。比如赛义德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台湾麦田出版社,1997年,第48页)

在我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与公共事务关系特别密切的知识,这样才“有能力”向大众发言;二是具有公共关怀,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于对公共事务的分析与评论,而且他的立场应该是超越特定党派和集团的大众的立场;三是具有超越性的价值立场。赛义德所谓“为大众”的“大众”,在我看来就是超越了特定党派、阶级、利益集团的人民大众。这样的立场要求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在谈论公共议题的时候站在普遍公正和正义的立场,而不失为特定的利益集团,包括自己所属的集团谋私利。因此,不关心公共事务的学者固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但那些离开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公共问题随意地、甚至胡乱地发表感慨、议论的人,也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多是冒牌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后,那些为了某些集团或群体的利益代言的人,尽管经常在公共媒体露面,大谈公共议题,但是如果他的立场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偏狭的、倒向立体集团的,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比之于一般学者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风险,因为一旦把专业知识运用于社会,就会产生超出专业领域之外的效用和非预期的结果。应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对于发挥知识的公共效用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败坏公共知识分子名声的那些离开自己的专业随意发表对社会问题见解的那些人。一个文学评论者居然可以从股票到房地产,从体育到国际政治无所不谈,发表大量不负责任的言论,以此沽名钓誉,作为扩大知名度或捞取其他好处的手段,或者投权力者和商人所好,获取利益。这些人败坏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

我自己不敢以公知自居,但是我也会对公共问题发表一些评论。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于公共话题的参与应该是自己研究工作的一个自然延伸,对那些离自己专业太远的问题,我不愿也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哪怕是非常时髦的公共话题。当然,即使是如此,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也不具备不可挑战的真理性和权威性,更不应该成为公共决策的唯一依据,甚至主要依据也谈不上,只能是一个参照。公共决策必须具有一个合理的、民主的程序,专家意见只是一家之言。

 

后极权的“天鹅绒监狱”

 

问:您曾多次谈到"大学精神""公民价值"等,那么在哈维尔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时代,青年应当从哪些方面努力,才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答:有人认为,后极权制度是"发达的"极权制度,但本质上还是极权制度。所谓"发达",是说它控制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与时俱进了,变得更加隐蔽,更有诱惑性,更不容易觉察。相比通过赤裸裸的强权、暴力与意识形态对人和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极权社会,后极权制度不再只是赤裸裸的暴力统治,不再全面控制人和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而是刚柔并济,"恩威并重",控制和放开并行。

有些领域依然被严格控制,没有自由(如有违反,则依然会使用极权时代的暴力方式加以控制),但有些领域(比如私生活和物质消费、娱乐文化等等)则被放开,给人以非常自由开放、"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假象。

另外,后极权时代还"你不反对我就是我的朋友"(甚至私下反对只要不公开说出来即可),不再是极权时代那种"你必须时时刻刻公开对我表示拥护"。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社会生活的去政治化:大家忙于发财过日子,不再过问国家大事。

后极权时代一般也是一个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的时代,因此有人称之为"天鹅绒的监狱":虽然还是监狱,但是因为是天鹅绒做的,因此似乎不那么让人难以忍受,甚至有人觉得很舒服。

正因为这样,在后极权时代要维护人的尊严,必须能够看清后极权社会"天鹅绒监狱"的本质,必须意识到这个住着似乎很舒服的监狱本质上依然是监狱(也可以叫做金丝笼),并进而抵制物质诱惑。

由于这个时代的诱惑是很大的,很多人乐于沉迷物质享受而放弃自己的公民权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在后极权时代捍卫一个人的尊严显得更为困难。须知没有公民权利的人,不管多么富有,物质生活多么舒服,也是不可能有尊严的。

  评论这张
 
阅读(3124)| 评论(5)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