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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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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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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中的异乡与异客  

2014-09-11 21:54: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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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的基础是离乡,作客他乡,处于流浪状态中。在乡的人不会思乡,“乡”作为价值形态无疑只对无乡者或离乡者(即流浪者)才有意义。只有当一个人在实际的存在状态中陷入了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困境,“乡”才会成为一种补偿价值成为流浪儿的精神支柱,成为思的对象。当一个人已获得现实之家后,心中之家或梦中之家就将消失,因为补偿已经没有必要。

这样,思乡就常常与作客相联系。中国古代有科举制度和异地为官制度,知识分子大多有游的经历,尤其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要想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有所作为,就必须离乡漫游天下,尤其是游历“京城”(皇帝生活之处)。士大夫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京城一批统治者(尤其皇帝)的手中,他们必须通过种种途径(首先是科举)让统治者知道自己的才能,这就必须离乡。而一旦做了官以后,或留在京城,或充任各地的地方官,很少回到家乡做官的。又由于中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都有浓厚的宗法乡土观念,不以他乡作故乡,因而家乡总是难以为他们所忘怀。林语堂指出:“关于中国社会所宗奉的五大人伦,其中四伦是与‘家’有关的。此五大人伦即君臣之关系,父子之关系,夫妇之关系,以及兄弟和朋友之关系。其最后一伦朋友之关系可为之合并于家庭,因为朋友乃为那些可以包括进家的范围内的人——他们是家族间的朋友。”[1]家的这种核心地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其仕进阶段总有一种流落他乡(异乡)之感,时时体验到自己的作客身分和流浪状态: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作此诗时才十七岁,正当年少气盛,壮志满怀之时,本不应有思乡病。但不,在王维的眼中,任何别的地方(他乡、异乡)都是异己的,都无法取家乡而代之。“异”字突出表明了诗人所处的是一个陌生的、异己的世界。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王粲《登楼赋》

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

    ——张翰《思吴江歌》

江山信美非吾土,飘泊栖迟近百年。

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梦觉听杜鹃。

    ——虞集《至正改元辛巳

    寒食日示弟及诸侄子》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王勃《九日登高》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他乡最美也是“异乡”,而不是家乡,可见家乡的价值是精神性,与外在的美、与物质生活的富饶都无关。

对于客子而言,异乡与家乡是敌对的,因而是“异乡”;而反过来,异乡中的游子,对于这个异乡而言也是异己的、敌对的,因而是“异客”。两个“异”字充分揭示了“异客”与“异乡”的敌对与距离,“异乡”不认同“异客”,“异客”更不认同“异乡”。在异乡的人只能是客,永远是客,“客”这个词在表面的尊敬后隐藏着内在的疏远和距离:客人不是自家人,更何况是“异客”。“客”的身分永远是流浪者,是不能介入这个世界的“局外人”,是飘泊天涯的游子。诗人杜甫经常用“客”这个词来表明自己的流浪状态和作客体验: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杜甫《登高》

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

    ——《冬至》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

    ——《归雁》

而早在杜甫之前,“客”这个词已出现于文学中,并有相同的文化内涵:

行客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古诗十九首》)

吴会非我乡,安得久滞留?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曹丕《杂诗》之一)

从历史上看,客的身分自觉(即对“异乡”、“异客”的心理体验)似是从汉代开始的。春秋战国时代盛行养客制度,各国君主往往都养着一大批食客和游士(偶尔也用“游子”一词,但含义与后代“游子”不同)。那时的“游子”、“游士”仅指从事游说活动的人,并无特定的文化心理涵义。如《商君书·农战》: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便且利也,则必避农。

又,《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具数百千人。

可见游士指通过向君主陈述政治主张而干预社会政治的士大夫知识分子。[2]他们虽在外游说,却并没有思乡念归、孤独飘泊的心态特征。《史记·盂尝君列传》中记载的冯谖弹剑而歌“长铗归来乎!”只不过是发发牢骚,借以提高身价,改进品流,而不是真正的思乡。故余英时先生言:战国时代的游士“不但轻去其乡,甚至宗国的观念也极为淡薄。”[3]原因是:那时的游子缺少宗族和田产的双重羁绊。到秦汉以后,情形大变,一方面士与宗族紧密结合导致其“士族化”;另一方面由于拥有了田产而产生士的“地主化”。“其作用都是使士在乡土生根。离不开乡土的士当然就不再是‘游士’了。”故余先生断言:“秦的统一确已结束了古代的游士时代。”[4]单纯政治生活意义上的“游士”时代确已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士族化、土地化了的士不再离乡出游,只不过他的离乡后的心态与无宗无乡的游士已大不一样了,这就是由留恋乡土而产生的思归、孤独、飘泊、失落之感,这已成为游子的固定心态和表征,一提到游子,马上想到思乡,“游子”一词由是也就成为专有名词了。

这个意义上的“游子”一词可能最早见于《史记·高祖本纪》所载刘邦的一段话中:(沛公)“谓沛父兄日:‘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里的游子就已不再只是单纯的在外之人,而特指离开家乡又眷恋着家乡的流浪者。他为了寻找另一种价值而离开了家乡,但“乡”作为原来的价值始终没有消失,反随时间流逝而增长,以至死后还将灵魂归乡。这就是一般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均普遍怀有的“落叶归根”观念,“根”作为家乡的代名词,最典型地表明家乡是一个人(不管他如何在外功赫一时)的最终归宿。此后,“游子”一词就以其特定的文化价值涵义屡见于古代诗文中:

 

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

    ——古作苏武诗

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

    ——古八变歌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古作李陵诗

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

    ——李白《送友人》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韦庄《菩萨蛮》

 

在这些例句中,“游子”一词已具有对自己的作客身分、对自己与环境之异己、疏远关系的清醒意识和深刻体验。他们是些被自己放逐的流浪者。既认识到自己是无法与环境认同的客子;但又无法回到家乡,因为家乡不能满足他的另一种需要——建功立业。一旦在家乡久住,他们又要跃跃欲试地离开故乡,重新走上自我放逐之路。离开了家乡,就决心挤进官场,在此之前不愿也不敢回乡(“未老莫还乡”)。因此对古代士大夫来说,与其说是无家可归,还不如说是有家难归。所谓“游子行不归”、“游子不愿归”(汉魏古诗);所谓“欲去不得去,薄游成久游”(李白《秋浦歌》之二)。都是这种矛盾纠结心态的写照。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二重人格和矛盾心态的表现。游是为了仕进,为了干番事业,为了治国平天下,为了出人头地;但这似乎又不是他们的最后目的和最终归宿,因为官做得再大到头来还是不忘落叶归根,告老还乡,功成隐退。前者是政治的人生、社会化的人生,而后者则是审美的人生、个体化的人生。


[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163164页。

[2]余英时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参见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页。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78页。余先生对士阶层的演变、兴起有很详的论述。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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