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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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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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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中国式平庸恶(读《血色黄昏》心得之续篇)   

2013-10-28 17:2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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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式极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所有的极权主义都有信仰的性质或维度(表现为“教义”),但中国的极权主义却又特别缺少信仰的纯粹性、坚定性、一贯性和不妥协性,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极权主义的教义(革命理论)本身以其逻辑力量或道义力量俘获了大众,而是大众的实用主义生存智慧使他们对这种教义——即使自己并不理解或认同——采用了投机的态度:不管这种教义是什么,不管我是否信,是否理解,只要对我有利我就信或装信,不信也信;对我不利就不信,信也不信

 

 

《血色黄昏》中有大量例子写到了林胡身边的战友和老同学对自己的态度,是如何取决于自己有没有“反革命”的标签,至于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或到底什么叫“反革命”,却没有人关心和认真思考过。人们对于什么“革命”“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之类教义从来就不曾认真对待过。林胡在戴上“反革命”帽子时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视之为洪水猛兽,疏远之,出卖之,揭发之,原因是非常功利的、实用的,因为谁接近林胡谁就是“敌我不分”“丧失阶级立场”(第223页),就要倒大霉。大傻就是因为称他为“哥儿们”而被开会批斗,赶车的那个老常的老婆拒绝给林胡补裤子的理由是“实在是给整怕了哦”(第224页)。他们对于革命和反革命不能或懒得进行认真思考,而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你今天是“反革命”,我就疏远、揭发、批判你,即使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是被冤枉的;你明天不是“反革命”了,我就接近你,和你友好,虽然我知道你还是原来的你[1]所以,一旦林胡摘掉“反革命”帽子或者有摘掉迹象的时候(兵团对他的“反革命问题”进行复查),同样是他们,根本没有认真思考林胡为什么不是“反革命”了,就开始接近乃至亲近他。这一切完全取决于利益考量:怎么做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做,与所谓“革命事业”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在兵团召开的批斗林胡的大会上,知青们表现得群情激奋:喊口号的男女知青们“青筋暴起,嗓子嘶哑,拼劲全力地喊”,他们一个个“目露凶光,真有一股同仇敌忾的劲”“好像我杀了她的父亲。”(第205页)这些人就是所谓“群众”,他们完全不思考“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最大特点是随大流,人云亦云,一旦林胡获得平反,他们会立即彻底转变态度。这种所谓的“刻苦仇恨”根本就是装的。小说还写道,离团部越近的连队批斗林胡时批得越厉害,离得越远越是轻描淡写,十一连的批斗因为连部离团部八十公里,因此:“虽是批斗,到连部后,却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要茶有茶……..食堂的知青大师傅还饱餐了一顿有肉块儿的面条。批斗会就和聊天会一样轻松,没有一点敌对气氛。”(第210页)。其实两边参加批斗的人的政治觉悟、政治素质、道德水平都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他们都是同样的人,差别完全在于利益:距离团部近的就越不敢担责任,批斗会不认真就会被团部发现。

可见,林胡身边的人对林胡的态度既不是出于纯粹的信念(真诚信仰“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是出于独立思考,而完全出于利己(就其利己目的而言,他们的选择并不是盲目的,但在信仰意义上是盲目的)。

这大概就是中国式的“平庸恶”。

阿伦特关于“平庸恶”的观点:做极端恶事的人不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极个别的、不可理喻不可解释的“恶魔”,而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平常人,他们的特点不过是平庸,即不能独立思考(没有思考能力),随大流或愚忠地执行上级指示(参见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但是阿伦特没有论及的一个问题是:还有一种平庸的恶是实用主义的平庸恶,除了不能思考、不能分辨是非善恶,他们做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做违心事,不敢坚持(而不是不会、不能)独立思考,不敢坚持真理。即使会独立思考,由于不敢坚持,由于实用和投机,也会放弃真理(当然,一般而言,不能独立思考和不敢坚持独立思考是结合或纠缠在一起的,是相互强化的:越是有利己之心,就越不能深入思考,因为思考会使自己难堪:不知道自己在做恶和犯错总比知道要心安理得一些)。

这种实用主义的平庸恶的最大特点,在于加入了中国式的投机和犬儒。雷夏原来是林胡的中学同学、好友,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揭发林胡,彻底断绝关系。他后来对自己的行为有这样的解释:“咱这出身没靠,团里让我揭发个人,我如果不揭发,自己就得进去。你说我怎么办?”“我只有说瞎话,耍两面派,才能借调到团机关,才能入团,办困退。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事太对了。”(第530页)这不仅是不能思考的平庸(雷夏的这番话说明他很会思考,看得很明白),而且是不能坚持言行一致、把自己的独立思考付诸行动的平庸和犬儒

相对而言,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大概不会这么实用主义地、无原则是对待“敌人”: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无所谓,你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关键是怎么对我有利。中国极权主义的重要基础大概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不但对别人的生命不当回事,而且对自己的信念也不当回事。



[1]小说写到自己从北京回到兵团的时候,因为大家自己林胡的问题要翻案,于是有了以下这种表现:“很快我就被一股淳朴的热情包围……粮食保管干脆给了我一麻袋小麦。”(457)“原来一个星期能够见到张朝我微笑的脸就算不错了,能让我高兴半天,现在回到连,认识或不认识的都朝我微笑打招呼。”(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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