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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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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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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龙导演应该好好看看《三国演义》《水浒传》   

2013-09-30 11:1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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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报纸报道,《甄嬛传》的导演郑晓龙接受采访,针对《人民日报》中我写的关于《甄嬛传》的文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报道题目是“郑晓龙谈《甄嬛传》价值观之争:此问题无真正标准”。全文如下:

日前,正忙于拍剧版《红高粱》的导演郑晓龙回应说:“《大长今》是什么标准吗?拿《大长今》做对比,说我们把人教坏了,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讲的都是阴谋诡计,教人的也都是阴谋诡计;《水浒传》动不动就造反,宣扬暴力文化……大长今遇到不公平的事,忍辱负重,把这个世界好像变得精彩起来,封建社会如果这样就能精彩,为什么还要用暴力推翻封建社会呢?脱离了时代背景批判《甄嬛传》,是非常不讲理的。”

另外他还表示:“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是非,没有真正的标准,对于没有真正是非的评论,我觉得很无聊,同时也觉得恶心。”

说心里话,郑大导演的这个回应实在有失水准,他在此表露出的无知、缺乏常识和教养,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首先,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问题。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价值观是很明确的,其道德化倾向也是很强烈的。《三国演义》的核心主题是儒家思想中的忠义,它也是以忠义作为最核心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泾渭分明地褒贬人物、评价是非的。这几乎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常识了。而郑大导演竟然说它“讲的都是阴谋诡计,教的也是阴谋诡计”。《三国演义》表现了千百年来广大的中国人对于昏君奸臣的痛恨和对明君良臣的期盼,而明君、仁君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他的仁政和爱民(刘备就是仁君代表),而良臣的主要标志则是其义(关云长)、智(诸葛亮)、勇(赵云等)。难道刘、关、张和诸葛亮等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搞阴谋?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小说中真正热衷于搞阴谋诡计的人是第一号反面人物、大奸雄曹操。事实上,《三国演义》把阴谋诡计和智慧做了明确的区分。和曹操不同,诸葛亮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甚至成为智慧的同义语,但是诸葛亮的智慧之所以叫“智慧”而不叫阴谋诡计,是因为它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至少在小说中被书写为好的目的,而且也被广大的读者认可为好的目的)服务的,运用这种智慧战胜敌人并不等于搞阴谋诡计。很遗憾的是,甄缳用来战胜敌手所使用的那些谋略,好像并不是为了什么正义的事业。正因为这样,我称之为“阴谋诡计”(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

必须指出的是,文学作品写了阴谋诡计并不等于宣扬阴谋诡计,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去写。《大长今》其实也写了阴谋诡计,但是首先,这种阴谋诡计是坏人在那边使用,其次,作者很明显地对阴谋诡计持批判态度,因此搞阴谋的人最后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文学艺术应该坚持的基本价值立场。

再说《水浒传》。

作为另一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核心主题其实也是忠义(所以又名《忠义水浒传》)。中国古代小说大多以忠义为主要价值,本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说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任何时代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水浒》中的那些英雄好汉,本来多是忠于朝廷的良臣,是被奸臣所逼无奈上了梁山,他们使用暴力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奈的,即使上了梁山,在暴力的使用上也是节制的,即使打仗的时候不得已要用,宋江、吴用等也要反复强调不能滥杀无辜(只有李逵有时违反这个规定,在小说中受到“领导”批评),不知道郑导演的“动不动就造反,宣扬暴力文化”从何谈起?更何况《水浒》中的第一号正面人物宋江完全是忠义的化身,和暴力几乎不搭边,对他的接受招安虽然评价不一,但如果说完全认可宋江道德观、价值观的《水浒传》是“宣扬暴力文化”,真不知道让我说什么好了。

恳请郑晓龙导演好好看看《三国演义》《水浒传》。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一个常识(作为一个导演更应该知道这个常识,因为这个常识对于制作电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至关重要):《水浒传》《三国演义》都大量写到战争,写到战争不写暴力不可能。但描写了暴力并不等于宣扬或鼓吹暴力。暴力是价值中性的,无所谓好坏,用于正当的目的就是正当、合法的暴力,用于不正当的目的或滥用暴力就是不正当、不合法的暴力。因此,如果脱离对暴力的具体使用而谈暴力,是不得要领的;就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不结合作者站在什么立场和价值评价尺度描写暴力,同样是不得要领的。否则的话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战争小说、武侠小说就都是在宣扬“暴力文化”,所有写到卖淫嫖娼的作品就都是鼓吹卖淫嫖娼,这不是岂有此理嘛?

其次,关于《大长今》和《甄嬛传》

郑晓龙说:“大长今遇到不公平的事,忍辱负重,把这个世界好像变得精彩起来,封建社会如果这样就能精彩,为什么还要用暴力推翻封建社会呢?”我的天,这是什么逻辑?谁说了文学作品负有“暴力推翻封建社会”的使命?谁说它有这么大的能量?大长今的“忍辱负重”固然推翻不了“封建社会”,抗战文学也不能赶走日本侵略者,但因为这样我们的文学作品就应该鼓吹暴力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甄嬛式的阴谋诡计可以击败敌手我们的文艺作品就可以宣扬阴谋诡计吗?的确,对于一个像“封建社会”“日本侵略者”那样的庞然大物,单单靠文艺作品是推翻不了的,所以才有“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之说。但是这和我们在暴力推翻封建社会的同时通过文艺作品中塑造大长今这样的正面人物、弘扬正义有什么矛盾呢?大长今是拍给现在的人看的,她的“忍辱负重”固然推翻不了封建社会,但是却可以给现在的人以正面教育,更何况今天的社会也不见得完全没有了“封建社会”的遗留。

最后,不知道郑晓龙所谓“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是非,没有真正的标准”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从报道的标题“郑晓龙谈《甄嬛传》价值观之争:此问题无真正标准”看,好像“这个问题”指的是关于《甄嬛传》的“价值观之争”这个问题。

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么问题便是:《甄嬛传》价值观之争到底有没有非和标准?我认为是有的。文艺作品的价值观不应该等同于现实中流行的价值观,更不应该等同于作品所描写的那个时代(比如封建时代,比如“文革”)流行的价值观。这就是我理解的文艺作品“高于生活”的灵魂。一些网友说:无论是在甄缳生活的时代还是在今天,大家奉行的做人原则就是比坏,这是环境逼的,是不得已的。我承认这些评论是有道理的。其实,我写文章批评犬儒主义和比坏哲学的初衷,也是为的挖掘促使人们奉行犬儒主义和比坏哲学的社会环境原因,特别是体制原因,而不是一味责备无力与环境抵抗的个人。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文艺作品不应该复制现实,特别是现实的逻辑,也不应该鼓吹现实中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一个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严重颠倒的时代就尤其如此。如果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比坏,文艺作品也去宣扬比坏,现实生活中大家都造假、投机、说假话、走后门,文艺作品也去宣扬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要文艺作品干什么呢?这样的文艺作品不是比生活还要低了吗?

那么,主张超越现实的逻辑是不是鼓吹“假大空”的文艺,或者“瞒和骗”的文艺?当然不是的。我们反对假大空,反对瞒和骗的文艺,我们强调文艺作品的真实性,意思是文艺不能无视或者掩饰现实中的丑恶和黑暗,不能用虚假的光明欺骗读者。比如把三年大饥荒时期的百姓生活写成丰衣足食。《大长今》并没有把宫廷写成天堂,没有回避宫廷内部的险恶,它只是表现了大长今不认同以恶抗恶的做人原则以及作者对这种选择的欣赏和肯定。让读者充分认识到现实的残酷的同时,难道不可以、不应该教给他们正确的改造现实的手段和目标吗?难道只有让读者个个变成奉行丛林法则的野兽才是现实主义?才真实?就算《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甄嬛传》写出了残酷的后宫的真正面目,就算甄嬛用诬陷手段击败皇后是有合理性的,是值得同情地理解的,作品也应该为甄缳的这种比坏哲学的胜利感到难过,悲哀,叹息,而不是欣赏和拍手称快。

郑晓龙最后说:“对于没有真正是非的评论,我觉得很无聊,同时也觉得恶心。”这句话是郑晓龙整个常识错误百出的访谈中最最不可理解的。什么叫“没有真正是非的评论”?是陶东风的关于《甄缳传》的评论“没有真正是非”,还是所有关于《甄缳传》的评论都不可能有“真正是非”?但不管如何,通过对郑晓龙访谈主体部分和主要观点的分析,我想大概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像郑晓龙这样信口雌黄的乱说,的确让人觉得很无聊,而且很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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