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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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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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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第15辑主编的话  

2013-07-13 09:5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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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第15期(2013年夏之卷)即将付梓,照例到了写“主编的话”的时间了。

从今年开始,《文化研究》改为季刊定期出版,每年四期,并与社科文献出版社签署了长期的合作协议。这在《文化研究》的历史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

《文化研究》自2000年创刊到现在,一共出版了14辑,走过了一条可谓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我们先看下面这张到目前为止《文化研究》全部14辑的统计表:

 

辑号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主办方

受资助情况

1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6

2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4

3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1

4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8

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5

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0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办

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0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2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4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受到首都师范大学211项目资助

 

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10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得到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6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办

封面正式标注为“CSSCI来源集刊”

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5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资助

 

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3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办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3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资助

 

 

这张表很明晰地呈现出了《文化研究》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坎坷经历。首先是出版社一换再换,一共才14辑,但有四家出版社参与出版,其中一家只出版了一期。其次是是出版时间不确定。这种不确定虽然与约不到好的稿件有一定关系,但与出版社频繁更换也紧密相联。比如在第4辑到第5辑更换出版社之间空了近两年,2004年一整年就没有出版。第8辑到第9辑更换出版社之间也有一年多,2009年一整年也没有出版,不仅无法实现一年出两辑的最初设想,一年出一辑竟然也难以实现。几个关键性的变化出现在这几年:2010年,从这年开始,出版社不再变化,而且出版周期相对稳定;2012年,随着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主办单位也不再变化,即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联合主办; 2013年,从这年开始,《文化研究》正式定为季刊,并在第14期(2013年第1期)开始明确标明“2013.春”字样。我相信并希望,这将意味着《文化研究》的编辑和出版真正走向正规。

我现在正在为之撰写“主编的话”的,就是2013年的“夏”之卷,即2013年第2期总第15期。

本期以然延续以往的专题模式,组织了两个专题。第一个是“记忆与文化”。

近年来,记忆问题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本刊第11期(20116月出版)曾刊发过一个专栏“文化记忆:西方与中国”,受到学界好评。本期再次推出“记忆与文化”专题,以期将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从文化角度谈记忆不同于从心理学、生理学或医学角度谈记忆,而本专题所谓“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叙事:文化通过叙事与记忆发生关联或参与记忆的建构。独标叙事,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记忆能够离开叙事(广义的叙事可以理解为符号活动)而得到书写和呈现,也不能想象对记忆研究能够离开对叙述的分析而进行。记忆的符号化呈现、记忆的文学艺术书写及其文化意味,是本专题的聚焦点,也是本专题所有文章的共同关注点。无论这些文章是侧重理论探讨(如赵静蓉文)还是个案分析(其他文章)。

比如赵静蓉坦言,其《记忆危机的伦理学阐释和社会学分析》一文所要梳理的关键问题是“因叙事而导致的记忆危机。”她更认为,“记忆的危机本质上源于语言论转向及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从记忆和叙事的关系这个关节点出发,赵文涉及到了记忆的真实与虚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所谓“记忆危机”实际上正是因为引入了叙事问题。恰如作者所说:“假如‘真实’变成了‘关于真实的话语’,对过去的记忆可以被虚构、被塑造、被想象,那记忆的真实品质还坚不可摧吗?记忆的真实性或诚实性是否要被记忆的文学性或审美性取代?对记忆的表述是否因为语言和互文而变成一种‘不可靠的叙述’呢?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实质,大概可以说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记忆危机了。”

冯筱才的《国民党中国的“科学家悲剧”: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与传播》通过详细的历史资料梳理了一个几近杜撰的科学家悲剧故事如何从谣言到新闻、再到文学,最终进入官方历史著作且一直延绵至今的过程,从而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国民历史记忆的生产过程如何受到权力、政治、现实需要、意识形态等的牵制。在这里,叙事以及叙事与权力的复杂纠葛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据此探讨了各种不同的叙事形式,比如文学、新闻、历史书写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谱系,特别是政治权力对于所有这些叙事形式和话语类型的全面集中的宰制。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新闻、历史、文学,这三个知识领域表面上有区分,但从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与传播来看,几乎所有的叙述文本都可以视作是一种‘文学建构’”,“许多细节都是虚构的。”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与传播“使我们能够对20世纪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谱系有所了解。”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作者试图还原未经叙述的本真记忆(这个本真记忆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要质疑特定政治权力绑架记忆叙事的方式。

凌海衡的《战争创伤及其艺术再现的问题》一看标题就知道谈论的核心问题是叙事。本文以美国当代小说家提姆•奥布莱恩的《他们背负着的东西》为案例,指出奥布莱恩在小说中运用了各种后现代的叙事手段(比如元小说),其目的不是要帮助读者(以及作者自己)在这种叙事中寻找历史事实的“真相”,而是借助于对创伤体验及其书写的艰巨性的探讨,聆听叙述者的痛苦,从而体会后者竭力摆脱创伤阴影的艰辛。创伤叙述不可能告诉我们何为真实何为虚构,它的使命是承担起康复与治疗的重任,其伦理意义是更为重要的。正如作者说的:奥布莱恩的写作目的,不是给大家讲述越南战争的故事,而是要通过这种絮絮叨叨的方式来诉说他本人和其他参战的美国大兵心灵所遭受到的创伤。如果他像一般的小说家那样讲战争故事,那么读者会沉浸在激烈的战斗故事中,忘却讲故事者的存在,更遑论体味后者所承受的苦楚。”在此,作者的形式实践(比如反反复复地通过不同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以展示记忆讲述的艰难)并非语言游戏,而是在表明在战争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的困难,这同时也是一种对于读者的伦理吁求:通过体验创伤体验书写的困难进而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性本质。因此,“奥布莱恩通过元小说技巧来向我们传达书写创伤体验的艰难和必要,最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沉重的要求:与其在他人的创伤叙事中寻找事情的真相,不如仔细聆听叙述者内心的苦痛,聆听他们如何竭力摆脱创伤的阴影,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战争的根源,才能最终避免战争。”

贺桂梅和盖琪的论文均聚焦于抗战这一民族创伤记忆在影视剧中的影像-视觉呈现——同样属于广义的叙事——问题。抗战题材影视剧近年火爆银屏,相应地,文艺作品,特别是大众文化,如何叙述抗战历史记忆也成为研究的热点。贺桂梅的《记忆的消费与政治》一文论文综合运用了叙事学、性别理论、电影研究、视觉文化研究等方法,从电影叙事媒介、影片叙述结构与性别秩序、城市空间书写、国族身份的政治修辞、国族叙事的历史符码等五个层面,对《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这两部商业影片的叙述策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揭示出其丰富的意义“变奏”关系。文章指出,这两部电影关于民族创伤记忆的书写,不仅受制于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市场的多重制约(这些不同的制约力量既相互勾连又相互排斥),而且也体现了大陆电影生产与国际性文化市场之间复杂、暧昧的互动关系。这种立体的多层次解读策略极大地避免了简单化的作品分析套路,使得作者能够深刻揭示出内含于这些电影文本中的文化消费与政治想象、国族叙事与性别秩序、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之间相互纠缠、牵连的暧昧性。

盖琪的《民族创伤记忆的影像重建与价值反观》一文通过对近年来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创作的分析,剖析了对民族创伤记忆进行影像重建过程背后所蕴含着的民族主义价值观,特别质疑了这些影片中的“仇恨叙事”和 影像复仇狂欢叙事,并呼吁全社会认真关注和反思全球化语境下的战争叙事问题。

与前面这些文章相比,陈雨的《性别叙事与历史记忆的建构》回到了更为切近的中国历史与现实。文章通过考察高满堂年代剧作品中的性别表述策略,阐释霸权性的历史记忆叙事与模式化的性别场景模式之间的同构关系,并试图从一个批判和反思的立场去破解影视文本中语言秩序的运作机制及其隐含的政治暴力。文章指出,在高满堂的一些重要年代戏作品中,特别是在那些性别色彩鲜明的段落中,在作品人物谱系背后,有着相通的书写规则和叙事模式,不同类型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叙事功能,实践着不同的表述策略。正如作者在文章的结尾中指出的:此文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在高满堂的影视作品中,霸权性的历史记忆是如何在模式化的性别场景中被建构的:那些蕴藏在各个历史段落中幽深晦涩的伤口如何在大众文化中以特定的性别书写规则获得和解,成为其中顺滑平整的段落,并且在一个光洁而又平易的表象下为大众所共享。”

总之,重述历史、书写历史记忆特别是历史创伤记忆,是新世纪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而通过分析文学艺术以及大众文化如何通过特定的叙事策略参与这种建构、重述历史记忆的过程,可以反省当今中国文化的一系列重要症候。我以为,本专题的几篇文章在这方面迈出了可以的一步。正如本专题特约主持人赵静蓉指出的:“记忆是借助符号来再现和表述的,记忆不得不是关于记忆的陈述。但在这种陈述和符号化的再现行为中,记忆是否可靠?记忆究竟缺失了什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和挽救因为记忆的再现而导致的记忆危机?也许我们应当重新找回对记忆的信任,确信‘人们还有要铭记过去、清算责任和避免破坏再次发生等的重建需要。在此之上,还有……表达真相的需要’,不论这个寻找的过程有多么危险和痛苦,甚至充满了欺骗和谎言。记忆必将是现代人的宿命。”

本专题所有文章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聚焦于叙事策略、曝光历史记忆的生产机制,揭示了记忆建构性及建构过程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它们都自觉地放弃了本质主义的记忆观而采取建构主义的记忆观。当然,这种曝光和揭示是有立场的,借用陈雨的话说,这个立场就是,“面对那些正在启动并恒久启动的记忆运行机制,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历史记忆永远是当权者和胜利者的喉舌。而对于我来说,实现批判意图、打破霸权的最好方式便是,指认出在包括性别关系在内的权力关系中失败者和弱者的位置,以此窥察可见之物是怎样被因势利导而成为可见的,不可见之物又如何化作一抔‘理应’被埋藏的黄土、一个印证当下之辉煌与成功的纪念品甚或战利品而被永久藏匿的。在历史的正反面之间,我们本应看到更多。”

本辑《文化研究》的另一个专题是城市文化研究。

城市文化研究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长期学术规划的重要方向。研究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经明确了跨学科研究的基本学术理念,并致力于打造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之间交流沟通和研究合作的学术平台,通过研究院学术辑刊《文化研究》,开辟“城市文化研究”的专题。从第14辑开始,这个栏目已经刊登不少颇有创见的佳作。本辑专题集中关注空间政治、城市记忆、城市文化认同等问题。

从文化角度思考城市,就是把城市当作一个文化-意义的空间而不是物理的空间加以把握。这个方法论立场贯穿在本辑的所有文章中。比如公园,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 ,公园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载体,是认识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窗口。北京大学中文系林峥博士的《从禁苑到公园——民初北京公共空间的开辟》一文考察了清末民初公园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被引入北京的过程,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北京市政变革形态、都市文化景观和市民特别是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文章指出,公园概念的引入,一直联系着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人士对于现代性(现代市政、现代市民等)的文化想象,强调公园对于启迪民智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公园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休闲娱乐的空间,更在于养成身心健康的现代市民及其健康的生活方式、作息习惯、精神风貌。它简直就是一个现代市民的培育空间。基于这种思路,以朱启钤为首的京都市政公所推行公园开放运动,将皇家禁苑改造为现代公园,其养成现代市民的诉求使其尤为注重公园的教化功能,公园中附设的图书馆、阅报室、演讲厅等于是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民国时期的北京公园因此具有公共文化空间的性质。论文的重要特点,也是其最主要的亮点,在于把公园作为一个文化空间而不是物理空间加以解读与研究。

我们说城市的灵魂是文化,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城市是有记忆的。城市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话题是城市记忆,一个城市的特殊文化身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该城市独一无二的历史记忆塑造和维持的。历史记忆的丧失必然导致城市文化身份的紊乱。当然,城市历史记忆必然体现于具体的有形物质,比如建筑、街道、城市雕塑等。这样,保存这些建筑就成为维护城市文化身份的重要保证。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李彦非博士的论文《城市失忆:以北京胡同四合院的消失为例》一文,将目光投注在胡同四合院的消失所引发的城市失忆。胡同四合院的消失不仅仅是一种建筑群体的消失,而且也是一份独特的文化记忆的消失,大约正因为如此,它才引起人文学者如许的关切。但作者对北京城市失忆的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简单抒发焦虑或发出道德讨伐的层面,而是话语分析的方法,深入到1950年代至1990年代40年间北京都市建筑设计话语的变迁之中,将这种消失视为不同建筑话语角力的结果,而其失忆的表征深刻折射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内部混乱和无所适从。

与李彦非的研究一样,南京大学副教授胡恒的《中华路26号——南京城的空间记忆与遗忘》同样关注了城市的记忆与遗忘问题。作者以中华路26号的改造为中心,考察了遗产保护——当然也是记忆保护——与商业开发两套话语之间的斗争,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凯旋。这个问题不仅在南京而且在北京等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的加速城市化历程中同样存在。它反射出当下城市的某种不正常生存状态——过于急速的商业发展扰乱了一个有着千年传统的城市文化肌体与文化记忆。站在维护城市历史记忆的立场,我们要求尽可能保护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不仅包括孤立的建筑物,而且包括建筑物的整体环境,但在商业话语一头独大的消费主义时代,这显然是一厢情愿。实际情况是,面对新的商业力量的强势的、无孔不入的侵蚀,历史结构的所有元素都被迫自我调整,以适应现实符号秩序的具体要求。

如果说胡恒的文章所分析的商业扩张逻辑对于文化保护诉求的胜利带有明显的悲剧性和急剧的对抗性,那么耿波和李东瑶的论文《当代北京的城市“游逛者”与艺术产业发展三十年》描述的文化、商业、权力的在当代北京的意外“和解”,则更带戏剧成分和诙谐色彩(当然其中仍然充满“含泪的笑”)。本文作者接过了本雅明的“游逛者”概念,以描述中国式闲逛者——体制外艺术家群体在中国特色的城市改造过程中的悲欢离合,及其与中国特色城市规制话语之间的复杂纠结关系。在这个艺术-国家权力-世界市场的角力和互动故事中,特别有意味的是这种互动如何歪打正着地(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事先规划)导致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园区建构模式的出现。文章梳理了北京“游逛者”人群的演变:其先驱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盲流”艺术家群体,1990年代初期,他们从城市中心向圆明园边缘地带的“第一次出走”,塑造了坚守与趋利共存的“圆明园村”,奠定了北京艺术产业的起点。1994年,在城市空间规制话语的驱迫下,艺术家群体从圆明园向北京郊区(“城外”)“二次出走”,这次本来带有逃离性质的行为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戏剧性地导致了中国式“艺术产业园区”的出现。无论对于艺术家而言,还是对于北京市政府而言,这都是一次充满戏剧性和偶然性、也不乏戏谑色彩的“未曾预料”的相遇。

上海怀旧现象是近年来城市文化研究的热点,其中占支配地位的范式倾向于把怀旧看成是全球资本主义对上海这个“地方”的一种操控式书写。但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潘律的《重读上海的怀旧政治:记忆、现代性与都市空间》一文希望超越这个“本土—全球框架,从国家和地方的紧张中探究作为文化现象的城市记忆——怀旧。文章通过对当代上海空间实践和视觉表现的历史形塑方式的追溯,认为它对特定空间的怀旧,乃是对长期以来受国家话语压抑的多样城市叙事的一种重新发现,从中折射出城市现代性的不同实践方式之间较量的留痕(参见主持人语)。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力图还原上海经验的复杂性,认为今天的上海是一个不同价值、时态和历史痕迹并存的空间。由于国家权力对上海曾经的单方面操控和改写,今日的上海怀旧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回顾,而且也是一种抗争,是寻找在中国现代性的国族叙事中被省略的批判声音的一种努力和途径,也就是说, “上海怀旧不仅仅是全球化引发的,而更是体现了本土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

一想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就会想到禁欲,想到一体化政治意识形态,但对于丰富复杂的50年代文学/文化而言,这种刻板化的清教徒式禁欲主义却并非对此一时期文化形态的准确把握,它实际上忽视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复杂性。中国艺术研究院徐刚博士的《空间政治与消费主义幽灵》一文从舞厅这个特定的充满张力的暧昧空间介入对此的讨论,可以匠心别具。回顾历史,作为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消费文化重要符号的舞厅,自近现代以来一直是解放和堕落、进步和颓废、现代与腐朽的双重符号,它时而是具有资产阶级腐朽性质的负面形象,时而又披上了现代进步思想的外衣。在延安时期,30年代的上海“交际舞”被奇迹般地“移植”到了革命根据地,同时被移植的是它的暧昧的双重含义:以进步自诩的共产党拥抱作为先进文化形态的“交际舞”,但是同时又必须清除其携带的资产阶级腐朽气息,“这似乎也为此后‘交际舞’在十七年文学/文化中的尴尬境地埋下了伏笔。”对于建国初的社会主义文化而言,一方面,“营业性舞厅”“舞女”作为资产阶级颓废生活的象征纷纷被清扫出历史舞台;但“跳舞”的合法形式却并未因“营业性舞厅”的关闭而消失殆尽,而是逐渐为革命之后更为“健康”、节制的“机关舞会”“交谊舞”所取代。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曾经肯定过“机关舞会”。换言之,民政府作为左翼政权体制化的产物,在建国初期对待“舞厅”这个城市空间时,并未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而是审慎并有节制地征调这一娱乐资源为政权所用。但是,“机关舞会”虽然被赋予社会主义文化的合法形式,却并未从人们内心深处得到永久赦免。作者通过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相关描写令人信服地证明:“机关舞会”那种适可而止的欲望达成与“营业性舞场”顽强的消费主义记忆之间,依然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缠绕和纠结,难以截然划清界线。十七年文学中的舞厅意象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被描述为解放的形式而被赋予现代意义,另一方面又在文学叙事中被习惯性地想象为颓靡的消费而打上负面的烙印。这种现实与想象的矛盾与情感错位,足可见出在城市消费空间的转化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焦虑。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竭尽全力抑制个人欲望,这正因为它无法摆脱这种欲望(人们全力控制、严加监视的对象常常就是自己最渴望的对象)。对于“舞厅”及其城市空间的改造而言,也许正是在社会主义对消费城市空间的抑制中,生产出了新的消费空间。“社会主义原本希望借助既有的资本主义文化形式发展属于自己的文化,生产自己的城市空间,但既有的文化形式却又召唤出消费主义的‘幽灵’,威胁着新的文化的生成。从延安时期就曾屡屡酿出风波的“礼堂舞会”,到解放后依旧不能令人放心的‘机关舞会’,新的社会主义的城市娱乐形式并没能荡涤既有的消费主义‘幽灵’。”

主编的话说得太长总是让人生厌,该闭嘴时就要闭嘴。所以,尽管本辑《文化研究》的其他文章也非常精彩,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和关心《文化研究》的朋友们,没有你们,《文化研究》肯定坚持不到今天。

陶东风

201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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