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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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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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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题材小说的奇遇化叙事:合理性与限度   

2013-02-24 23:2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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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以来,“文革”题材小说可谓汗牛充栋,但像姚蜀平的《悲情大地》(香港明镜出版社,2010年)那样全面描写“文革”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它通过主人公尚大夫(尚安妍)一生离奇曲折的悲惨经历,把“文革”不同时期的人物遭际和时代风云串联起来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小说对几乎所有“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一段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被称为“文革”序幕的“四清”运动,19688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串联,“文攻武卫”,“五七”干校,“批林批孔”,知青大回城,回复高考等等)均有涉及,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形形色色人物命运的变化跌宕紧密地扣连在一起,通过人物命运反应了时代变化和“文革”进程,由于小说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史。

小说通过众多人物,别是主人公尚大夫的戏剧性命运,把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的混乱、残酷、随意、荒诞写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惊心动魄。尚大夫是一个美丽善良、有才华有事业心的年轻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有自己出色的成就和幸福的爱情,但由于在一个舞会上遇见到了神秘大人物牛主任,就注定了其无比悲惨又无比荒诞的人生,过上了完全无法自主的、仿佛被命运牵着走的苦难生活。初次阅读小说,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人物命运的戏剧性: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充满戏剧性。被杜主任通过特务般的手段诱奸以后,她先是被神秘隔离,然后是到劳改农场,接着是下放到南方一个小城医院,与朋友夏晶榕失踪多年的儿子冬生相遇。不尽如此,尚安妍更与“文革”中落难的牛主任意外相遇(作为尚安妍的病人),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人生遭际放在“文革”时期中国式极权主义环境中解读,就不难理解其内在的“逻辑性”和“合理性”:那场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发动的“伟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和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控制的彻头彻尾的闹剧,它彻底违背了常识理性,剥夺了个人的任何自由,荒诞其实正是中国式极权主义的内在本质。全国人民都被这场闹剧的导演者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就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中国的现实。

除了尚安妍,其他人物的命运也是如此。比如作品中的右派知识分子温尔雅,根本就不是“右派”,但被当成右派批判了几十年。更荒唐的是,由于他不是“右派”,因此名字也就不在右派名单里,结果在19621963年给大量“右派”分子摘帽时也就没有他的份,致使其右派身份永远无法得到改变。更为可笑的是,杜先生(也是一个医生)因为与托派分子堂弟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竟然也被打成“托派”。这一切都说明,那场遵循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规律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荒诞的、随意之极的、毫无章法的闹剧,简直不可理喻,也无法理喻,它使得“文革”时期的那句口头禅“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成为极大的反讽。

《悲情大地》对文革的描写不仅是全景色的,同时也是深描式的。小说不是抽象地、粗线条地勾勒大跨度的“文革”,而且把笔触深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文革”。比如小说写到“文革”后期的粮票、布票等供给制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实际上是借此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极权社会的经济政策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控制(这种控制无疑是其他控制、如思想控制的物质基础)。在这里,国家制度和个人生活之间的深刻关联通过具体的细节描写中变得感性化、具体化、生活化。再比如户籍制度对人的控制。小说对冬生随尚大夫回城后落户口时遭遇之种种麻烦的描写非常具体、真实、可信,没有过多的议论,但把户籍制度如何控制人、限制和剥夺人的自由写得入木三分。这大约就是小说的优势:国家制度的非人性或反人性性质在小说中得到了感性的揭示,粮票、邮票、户口等等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数字或符号,极权制度也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或概念,而是对日常生活的实实在在的控制。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遭际来呈现极权制度对于人的控制。

当然,过于追求传奇化和戏剧性效果也会带来问题。一方面,由于个人自由被剥夺,极权制度下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命运的确存在不可捉摸、无法自主的一面,但这种不可捉摸和无法自主是制度性的,而不是因为个人原因,更不能归结为神秘的命运捉弄,因此尚安妍的悲剧属于政治悲剧,而不是性格悲剧或道德悲剧。就其主流和基本面看,《悲情大地》写出了主人公尚大夫(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次要人物)传奇性、戏剧性的命运与社会时代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关系,但也由于作者在作品中给尚安妍等安排了太多的巧合和奇遇,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悲剧的政治性和制度根源,甚至使其苦难经历传奇化、神秘化——当一个人的经历被描写得太不可思议的时候,就会变得似乎是不可解释的了(因此也就变成了命运悲剧),使得导致人物悲剧命运的本来非常具体、明确的社会历史原因抽象化、神秘化。不但尚安妍的经历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因素,就是冬生(东娃子,尚安妍的养子)的经历也过于传奇化:被孟妈救出后带到乡下,恰遇下放那里思想改造的尚大夫;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后又遇到温尔雅。还有,尚大夫和武正兴正好在结婚的那个晚上出现了温尔雅,太戏剧化了。我猜猜,作者还深受80年代初期伤痕小说的奇遇化叙事(比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郑义的《枫》)的影响,总想把故事写的曲折离奇,因此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巧遇,似乎越是这样就越像小说,越引人入胜。但如上所述,过分的奇遇化会导致把政治悲剧改写成命运悲剧,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

过分的奇遇化还会使主人公的经历失去典型性和普遍性,不再像是发生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带有普遍性的事件。其实,“文革”时期像尚安妍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多情况下可能是双面的:一方面是充满了自己无法控制的荒诞和不可思议,但同时又是长年累月的贫乏、枯燥的生活(这点在韩东的《扎根》和老鬼的《血色黄昏》中写得比较好,它们都写出了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群体长年累月的机械重复、无聊之极的日常生活,其写作风格也更为纪实)。其实这也是极权社会的特点: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不可能有自己创造,自己的探索,自己的冒险,总之,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他的所谓“奇遇”和阿伦特讲的自由行动者的奇迹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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