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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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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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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还是两种人:关于青年与青年文化的随想(修改稿)  

2012-05-22 15:5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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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常常问自己:我了解以8090后为代表的青年文化(目前似乎没有关于“青年文化”的一致公认的界定。如果参照我国官方关于共青团年龄的划定,即14-28岁之间,那么,“青年”大致相当于我们常说的8090后一代人)么?如果了解,到底了解多少?

对此,我是很怀疑的。怀疑是因为心里没底。比方说,我就很怀疑我是否了解我的女儿。我女儿今年18岁,属于标准的青年。她不但拥有和我完全不同的爱好、知识积累、人生经历乃至语言,更可怕的是她好像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痛苦,感到有与我交流思想的必要。虽然我对她充满了解和交流的渴望,但这种渴望根本不被她理解,她不想接你伸出的“橄榄枝”。

这也是我的很多同龄人的普遍感受。他们常常说:虽然自己为孩子做了很多,也很希望了解他们,但却不知道孩子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孩子们即使对你说的不予反驳乃至唯唯诺诺,但这并不代表真正的认同。家长希望和孩子交谈,但是孩子根本没有与家长对话的欲望。独生子女家庭的一个最常见现象是:孩子一放学回家就躲进自己的房间(有点礼貌的则和父母打个招呼),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对父母的问话爱理不理,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吃完饭马上再次像躲瘟神一样躲进自己的小天地。

懒得理你

这就是很多青年对于父辈及其文化的典型态度:懒得理你。如果说颠覆和反抗毕竟也是一种理睬,那么,懒得理你也就是懒得反抗你。换言之,懒得弑父。

青年文化的特点本来是激情洋溢,活力四射,充满了反抗性、批判性和颠覆性。他们有一种弑父的冲动。西方5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60年代的学生运动,都是最好的证明。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都是叛逆的。所谓叛逆,其实也就是弑父。中国现代和当代历史上的青年文化也曾经是弑父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代末的以奇装异服、邓丽君热、崔健摇滚等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

但是今天的一部分青年好像连“弑父”的冲动也没有了。他们对父辈采取的态度是躲避、不屑和不予理睬,最多是无奈消极地应付。他们对于父辈文化——不管这个父辈文化代表的是官方文化,还是启蒙文化——完全没有兴趣,连了解和对话的愿望都没有,更懒得去反抗。他们觉得无论是革命也好,启蒙也好和自己完全无关。用东北话说,他们“懒得勒你”。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怕的,两套话语完全没有交流的可能性,相互不理解。父辈想理解孩子,但是理解不了,子辈则连理解的愿望也没有。

可怕的不是代际差异,而是代际隔绝。

可怕的“乖乖女”

当然,说青年一代对父辈文化——特别是父辈代表的官方文化——完全不予理睬,也不完全准确。

比如,在每年的入学典礼、毕业典礼或其他由学校组织的公开活动上,我们可以看到青年学子们的官话、大话、空话如此流畅和动情,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学雷锋做好事”“无私奉献”等等,出口成章,张口就来。他们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说的话和官方社论无异。

可是这类所谓的“乖乖女”真的那么乖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在和自己的哥儿们姐儿们在一起的,或者当他们一个人在网吧聊天的时候,说的也是这种冠冕堂皇的大话、空话、假话么?完全不是!他们说的完全是另一套话语(一套绝大多数父辈莫名其妙的“火星语”),奉行的完全是另一种价值观。这点在我们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他们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他们在别有用心地利用官方话语为自己谋利,为了找工作而入党,而且能够做到脸不红、心不跳,他们那么自如地把这一切当作一种表演,演得真假难辨、炉火纯青。他们的犬儒主义和分裂人格已经达到不再有任何分裂感的程度。他们的现实主义口号是:有奶便是娘。

恶搞:别一种“弑父”?

当然,这也还不是青年对父辈文化的全部态度。除了懒得理你和投机利用外,还有一种对待父辈文化的方式是所谓恶搞。在这里,你会发现他们在用自己的话语方式肆意地戏仿、调侃、嘲讽父辈文化,包括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近年来长盛不衰的青年亚文化类型之一,就是所谓的“大话文化”“无厘头文化”。这些文化既恶搞雷锋,也恶搞鲁迅,既戏仿毛主席语录,也戏仿《一件小事》《卖火柴的小女孩》。最近的一个火爆网络的例子就是恶搞杜甫。如果说恶搞也是一种“弑父”,那么这就是今天青年文化的弑父方式,如果说戏说也是一种反抗,那么,这也是一种反抗。

有一点是肯定的:表演式的机械复制也好,游戏式的恶搞、戏仿也罢,都不是与父辈文化的真正对话、交流,更不是真正的认同接受,而是断裂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它和懒得理你无异。

双重断裂

这么说来,今天的青年文化不仅和官方文化完全断裂,而且和精英文化严重隔绝。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五四”的青年文化和当时精英文化在精神上是高度相契的,它们分享着一系列的文化价值共识,其中有相当部分其实是重合的。比如“五四”新文化的代表《新青年》,就是精英文化和青年文化联合搭建、联袂演出的文化舞台,是精英文化和青年文化联手反叛传统文化的舞台。西方国家60年代的文化革命运动似乎也是如此。

80年代的青年亚文化,比如喇叭裤,长头发,邓丽君、《霍元甲》、崔健,其反叛精神和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也是相同的,他们联手反抗“文革”的极权文化和禁欲主义。

两代人文化的这种断裂和隔绝状态是非常可怕的:价值共识无法达成,有效交流无法进行。可怕的不是你的观点和孩子们不同,而是你根本不能进入他们的内心,根本不能和他们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如果你完全不能了解你的孩子,你就不知道他们明天做会出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或许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比如你给他安排好了去海外留学,他也没有反对。但是就在机票买好的那一刻,他却突然失踪了!)还是那句话:代际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代际(精神)隔绝(虽然物质上子辈严重依赖父辈,但是精神上仍然是隔绝的)。

两代人还是两种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代人文化的隔绝到底是如何造成的?我们是应该问“孩子们怎么啦?”还是应该问“我们怎么啦?”抑或应该问“我们大家怎么啦?”“我们的社会怎么啦?”

过去在反思这些问题时候,我常常和别的同龄知识分子一样只在青年身上找原因,一味指责他们自私、自我中心、缺乏责任感、消极颓废、犬儒主义、人格分裂,等等。但现在我觉得这样的简单指责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公平的。即使今天的青年文化是畸形的、变态的,那也一定联系着父辈文化的畸形和变态,联系着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畸形和变态。

一个最直观、最惊人、最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今日的父子两代人绝不仅是价值观、世界观存在分歧,他们简直就没有共同使用的符号、文字、语汇。他们不仅是两代人,而且是两种人!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人连子女们在交往、特别是网络交往时使用的符号都不认识。在他们看来,我们简直就是文盲。话语的分裂是交流断绝的根本。

在最近的一次课堂上,我让一位学生讲讲现在的网络粉丝文化现象。结果她在黑板上写下了“屌丝”“三分”“七分”“土肥圆”“黑木耳”“粉木耳”等名词,对我而言,它们如同火星文。如果我连他们使用的交流符号、文字都不认识,所谓交流岂能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对牛弹琴?我们怎么理解他们?

再比如,我们这些人所持的父辈话语,不管是“革命”,还是“自由”“民主”,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存在多大的关联性?它们除了在社论和教科书中被机械重复,在公开场合被子辈们别有用心地表演学舌之外,还能深刻地洞穿现实吗?能够进入他们的经验吗?如果我们和青年们既不分享相同的价值观,也不分享相同的历史记忆,甚至连使用的话语、符号、文字都好像来自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文明、不同的部落,我们难道不应该首先重建交流的语言吗?

至于青年们的犬儒主义,说敢说只有他们才奉行犬儒主义?扪心自问,我们做父母的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不说假话、空话?做到心口合一?言行一致?我们在公开场合的话语和私下里的话语不也是分裂的吗?我们嘴上的价值观和行动中体现的价值观不也是严重分裂的吗?我甚至认为,很难说青年们的这一套不是从父母那里学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我们大家,我们父辈和子辈,一起都奉行犬儒主义?我们不奉行犬儒主义和精神胜利法,不阿Q,可能吗?

还有我们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不同年代的人分享相同的或至少是交叉的历史记忆,是代际沟通的重要条件。今天的代际隔阂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共同历史记忆造成的。有人说,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和我们的子辈因为经历不同,没有共享的记忆,这是两代人隔阂的主要原因。这话很有道理,但是只认识到这点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经历的不同造成的个人记忆差异,只是一个生理-心理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由于没有共同经历而缺乏共同个人记忆的两代人,不见得一定不能分享共同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如果通过文化符号(包括文学艺术和各种建筑物、纪念碑、博物馆等)得到记录、铭刻、物化,通过制度化的仪式(比如每年一度的纪念反法西斯主义活动),通过制度化的教育(比如在教科书中认真如实地记录历史上的各种灾难),是完全可以得到传承的(德国没有经历过二战的青年同样具有与父辈分享的二战记忆就是证明),我们和子辈缺乏共同的集体记忆因此不是自然现象或生理现象,而是认为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他们认为“革命”、“启蒙”、“民主”这些父辈话语已经和他们恍如隔世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制度化的记忆剥夺的结果。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过去已经死亡,未来没法想象。”——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写道。

 

(本文依据笔者56日在苏州大学“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典礼上的讲话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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