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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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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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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体制下知识分子的“学术算术”——读利季娅《捍卫记忆》之一  

2012-03-12 10:2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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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我可以不同意审查官的观点,我可以坚持自己的见解,甚至在心里把审查官的意见骂个狗血喷头。但是,这本书联系着我的晋升,我的整个日常生活,包括房子、工资等等,我只能用非学术的方法来解决学术的问题,非文学的方法来解决文学问题。不是因为你有理,而是因为你控制了我的生活,我只能投降。

 

本书《纪念弗丽达》一文写到:女记者兼女作家弗丽达是利季娅的好友。弗丽达写作的特点之一是真实。“在弗丽达的记者生涯中,她经常把来自生活的活生生的记录、材料、对话等直接移入到自己的文章中”,“这种移植自然很合适,因为记录这些材料就是写文章。”(《捍卫记忆》181)。但是一旦文章交到报社发表,这些来自生活的材料、对话立刻被修理,“它的耀眼的光芒立即消失。”“主编、副主编、改版工和值班编辑马上破灭真实生活中的火花,像消防队员灭火那样卖力”,因为,如果“一不留神,马上又会冒出火花。”

极权主义时代的新闻出版业为什么如此惧怕“来自生活的声音”?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与生活为敌、与真实为敌的制度,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制度。

每次当弗丽达文章中“来自生活和忠于生活的话语”被删除,利季娅就会感到“沮丧和愤怒”,她就会向弗丽达发火,责问她为什么会同意?为什么要让步?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稿子拿回来放到抽屉里?为什么允许那些来自生活的耀眼的话语被修改?弗丽达可是一个最讲原则的作家和记者啊。有一次,面对利季娅的同样责问,弗丽达说了一句让人震撼的话:“可人比话重要。我是为了营救那个女教师而写的文章。我把文章带回家,可女教师带着黑籍证被赶走……如果能从灾难中拯救一个人,在文字上让步是值得的。”

原来弗丽达这次被修改的文章是为了拯救一个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诬陷女教师而写的,如果她的文章能够发表,那个女教师就可能得救,那个试图开除女教师的学校就可能有所收敛。

结果果然如此,因为弗丽达的文章,女教师没有被开除和驱赶。

在比较了生命重要还是话语重要之后,弗丽达选择了生命而牺牲了话语——任凭编辑修改话语。这是极权社会知识分子面临的可悲命运,也是他们在和当局打交道的过程中练就的本领,利季娅称之为“算术计算”(在中国大约叫“策略”)。利季娅自己也多次说到自己的类似经历:如果要出版自己的作品,就必须按照上级旨意处理“敏感问题”。比如纪念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不能收,提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的文章不能收,等等。否则作品就不能出版。因此在极权体制下,很多作家都学会了“算术计算”:是修改、处理后出版合适?还是不修改、不处理但也不能出版合适?当然,我想大多数修改稿子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没有弗丽达那么高尚的情操,也没有那么过硬的、令人难以反驳的理由——救人,而是出于更加实用的个人目的:为了评职称、计算科研工作量,等等。总之,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手稿,而不是因为自己对审查官的修改意见心悦诚服。有什么办法呢?作者可以不同意审查官的观点,可以坚持自己的见解,甚至在心里把审查官的意见骂个狗血喷头。但是,这本书联系着作者的晋升,作者的整个日常生活,包括房子、工资等等,他只能用非学术的方法来解决学术的问题,非文学的方法来解决文学问题。不是因为审查官有理,而是因为审查官控制了作者的生活,作者只能投降。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可悲的学术算数。

这种“学术算术”有道德底线吗?底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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