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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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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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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雷锋精神的变迁  

2012-02-16 21:2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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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道德是一种普世而低调的道德,讲究公民的权利意识每个公民都有宪法赋予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而不只讲无私奉献、做“螺丝钉”;而雷锋倡导的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是与全社会范围个性意识、独立意识和个体权利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它与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公民道德是存在冲突                

 

 

 

    建国后涌现的诸多道德楷模中,“雷锋”无疑是得到官方塑造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1949年到2007年的《人民日报》里,“雷锋”在所有文章的标题中共出现了1182次,超过“孔繁森”72次,是“王进喜”、“罗盛教”和“赖宁”的40多倍。当后几位的光芒都随时代的远去而淡化时,“雷锋”仍是党和国家在漫长岁月中坚持至今的道德符号。

不过,在官方语境里,它并非一成不变的。

 

革命时代的“雷锋”

 

196335日,“雷锋精神”正式走向全国,这一天也成为官方制定的“学雷锋”念日。

《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他是建国后唯一获此殊荣者,罗瑞卿的文章《学习雷锋》也一同见报;同日,新华社发出通稿号召全国人民学雷锋。

当天下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首次面世的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开篇即告诉人们到底要学习雷锋什么——“忠于革命忠于党……”。

“这一时期雷锋精神的重点,是突出对政党和领袖效忠,比如‘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做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同时强调爱憎分明的阶级斗争觉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发现,在整个60年代,雷锋“好人”的一面尚未得到特别强调。

1973年的35日,毛泽东题词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首次次对雷锋精神进行了全面概括,“爱憎分明”中“憎”的一面抬头,并且与当时的批评对象“刘少奇”联系起来。

对“憎”的强调一直延续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3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高规格的“两报一刊”社论《向雷锋同志学习》,在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还重点提及了雷锋的“钉子”精神。

但是陶东风发现,一年之后,呈现了“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变化”这年的“学雷锋日”,同样是《人民日报》社论淡化“阶级斗争”、突出“四化建设”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十年“文革”结束,新的爱岗敬业的雷锋出现了

“革命时代的雷锋精神,以无限忠于领袖为核心,兼顾政党效忠与国家(人民)效忠,特殊伦理与普世价值,但以前者统帅后者。革命时期雷锋形象的建构既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原则,又出于当时形势所需进行了有限的修正。”陶东风总结。

 

当“雷锋”遭遇“改革开放”

 

198836日的《人民日报》里提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在北京、西安等地,出现了要报酬的“雷锋服务小组”,打着“学雷锋做好事”的旗号,同时又收取不低的服务费。针对有些群众关于“怎么学雷锋还要钱?”的质问,服务小组回答:“讲服务,我们保证让对方满意,要报酬,我们也不客气,因为我们要靠这吃饭。”文章同时报道,沈阳军区某部开展了“赚大钱与学雷锋”的争论。

改革开放后,艰苦朴素、集体主义的雷锋,撞上了日益兴盛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一时期的官方媒体遇到一个麻烦,如何论证雷锋精神和市场经济的相融性: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物质利益,也不能否定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品德,不能否定 螺丝钉精神。”陶东风说。

那么,改革开放初期的雷锋精神是怎么样的?

1980年2月的《人民日报》给出的答案是,“概括起来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由是“学雷锋,必须适应今天的新情况。”3年后同一时期的社论也认为,“雷锋精神不能丢,但要与时俱进。”

吴永刚发现,“钉子”精神也得到了新的阐发,被定义为“勤奋学习文化科学技术,努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到了2003年,纪念毛泽东为雷锋题词40周年前夕,人们发现,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里的几张解密照片描绘了一个新的雷锋形象:不仅仅有补了补了又补的袜子,还有皮夹克、料子裤这些革命时代的奢侈品;在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同时,也喜欢打扮,总是把雪白的衬衫领子翻出来。

“既否定贫穷社会主义论,又反对个人利益至上,这是新时期官方雷锋精神阐释——既坚持又修复——的两个基本原则。”陶东风总结。

于是,“无产阶级斗士“的雷锋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维护社会公德,培养文明行为,注意品德修养”的温和面孔;“高大全”的雷锋远去,换成了更“人性化”、更契合普世价值的新雷锋。

 

 公民雷锋?

 

进入21世纪,雷锋形象变得更丰富多元、复杂、暧昧:既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道德模范,又是二十世纪的“十大文化偶像”,同时还是网络游戏的主人公,甚至登上了避孕套的外包装。

陶东风认为,这源于参与建构“雷锋”形象的力量更多元化,除了官方主流媒体中的雷锋之外,还出现了精英知识份子话语中的雷锋和大众文化中的雷锋,三者对于雷锋形象再建构的原则分别是:坚持之中稍带改良,批判之中携带反思,怀念之余不忘戏谑。

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媒体,仍然是阐释“雷锋精神”的主力,并试图使构建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来调和各方分歧——让“雷锋精神”和“公民精神”接轨。

在2010年的人民日报,讲述了一个“学雷锋标兵”故事,标题是《郭明义30学雷锋的启示:公民道德的高度和力量》。

在陶东风看来,雷锋精神中那些代表特殊时期特殊政党伦理和政党意识形态的内容,比如阶级斗争,和现代公民精神是无法调和的。另外一部分着重做好人好、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内容,具有比较强的普世性,改造以后可以吸纳到公民精神之中但这并不能证明二者就是高度吻合的。“最根本的是:公民精神是一种普世而低调的道德观,而且讲究公民的权利意识每个公民都有宪法赋予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而不只讲无私奉献、做‘螺丝钉’;而雷锋倡导的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是与全社会范围个性意识、独立意识和个体权利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它与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公民道德是存在冲突因此如何寻找二者之间更多的吻合点,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

文章执笔:《潇湘晨报》袁树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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