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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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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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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神学时代的好生活讨论  

2011-10-01 11:3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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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呼唤超越工具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来思考好生活的含义,乃至于我们认为仍然有必要思考绝对、无限和永恒等问题,绝不意味着我们还要自上而下地强加一种实质性的好生活理念或模式。在一个后形而上学的世界,我们仍然有必要思考绝对、永恒问题,但却不能形而上学地思考它们。

 

 

我们说好生活必须也只能通过民主商谈的机制进行讨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在后神学的世俗化语境中讨论这个问题的。

在世俗化时代之前,“好生活”问题曾经是由超越性权威(西方的宗教,中国的神圣皇权、“文革”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垄断的,而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商议的世俗公共话题,也不是个体的自决与选择问题,它总是和一个超世俗、超个体的神圣源头和权威联系在一起。[1]那时的好生活标准常常与“救赎”“献身”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好生活”是自上而下强加的,民众不需要、也不被允许自己反思、商讨和选择“好生活”的答案,只要接受“圣人”“领袖”关于“好生活”的训示即可。即使是世俗化时期,某些保留了“神学”色彩的国家(比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文革”时期的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也规定了带有宗教意味的“好生活”理想。对此,费希写道:“通过使每个人的生命遵从于——必要时献身于——某一理想,人们可以确信自己因为最终获得了永恒而被‘救赎’了。”[2]

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至少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当今世界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大多数人坚信生命的得失成败不再有任何先验的标准来评判”,“人们判断一个存在物的生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或‘令人羡慕’,多大程度上善感而富足,又在多大程度上不虚此生,或者与此相反,生命在多大程度上是平庸和颓丧的,均要从现实生活的内部出发,而不能脱离人类切身体验的范围,抑或转向某些高高在上的原则。”[3]

但是超越的宗教性的或准宗教性的好生活标准的祛魅,只是意味着讨论好生活的机制和方式的变化,却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再需要思考超越于物质、技术、效率等等之上好生活的标准,也不意味着我们就从此可以悬置好生活的问题,悬置生活/生命之意义与价值的问题,更不意味着从此我们可以沉溺于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我们不能为了所谓“成功”而成功,为了当下而不顾未来,为了所谓“绩效”而罔顾绩效的道德-价值维度。“如果说没有‘来世’,真实的生活也不在那里,我们就必须在此时此刻找到它,而不是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未来。”[4]祛魅的世界需要价值重建,告别了走火入魔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但不能由此遁入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这是世俗化时代好生活思考必须面对的问题。

海德格尔曾担心祛魅之后的现代世界变成所谓“技术世界”。技术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和意义。“技术就等同于力量,就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而根本无需考虑其目标的合法性。”[5]与个体的好生活为敌的“理想”和“主义”是走火入魔的理想和主义,同样,与人类的生命意义彻底分离的技术与物质,也是走火入魔的技术与物质。技术世界是一个出于工具的理由彻底放弃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一个以手段本身为目标的世界,它只关注效率和绩效而无视价值与意义。

技术主义常常和发展主义联系在一起,它们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发展主义认为“我们必须——不论发生什么,也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为了发展而发展,要么前进要么毁灭,没有人能够明确告诉我们发展本身——也就是工具力量的增强——是否能够像过去那样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福祉和自由。”[6]在这样的情况下,“活着”“生存”“成功”变成了同义词。工具主义必然导致虚无主义——意义的失落,因为工具与绩效的链条是无止境的,你永远不能找到不是工具的那个目的(意义),我们只能通过不再是工具与手段的意义,来结束这种无止境的链条。

不仅人类的世界要重新赋予意义和价值以免陷于虚无主义,而且自然世界也是如此。人类的好生活不可能不与好的自然环境相联系。发展主义和工具主义把自然界视为没有任何所有内在价值和意义的原材料,这样,自然界便成了一个巨大的储藏所,人类可以随意利用其中的物质来取悦自己,满足自己的贪欲。似乎整个世界都不过是帮助拥有无限权力的主体实现其目标的工具罢了。在今天,很多人就是把自己的所谓好生活建立在对自然的无度开掘上,它们不但“以天地为刍狗”,肆意践踏和掠夺自然,而且也不管子孙后代是否还要继续在自然的养育之下生存。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断子绝孙的“好生活”模式,一种只顾自己今天享乐而不问后代能否继续生存的模式。

这样,工具主义和虚无主义联袂的结果必然导致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享乐主义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醉生梦死的游乐场,“一个集合了所有可以让他行使权力意志和释放无尽消费天性之场所的地方。”[7]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远见的哲学家指出,即使在去祛魅的和后形而上学的世界,我们仍然需要思考“绝对”“无限性”“永恒”等问题,以防止工具主义、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蔓延:“在一个彻底世俗化、权力意志压倒一切、‘相对性’似乎成了全世界唯一前景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可妥协’从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绝对的存在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我们在沉思好生活的时候能不能抛开这种想法?”[8]我们思考关于好生活的问题时可以完全不去理睬任何“绝对的存在”么?如果真的这样,那么,“我们又怎能不顺从对于手段、成绩本身、那些可以估量和可以妥协之物——总而言之,对我们通常称之为‘商品’之物,娱乐和消费的帝国——的狂热?”[9]

然而,我们呼唤超越工具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来思考好生活的含义,乃至于我们认为仍然有必要思考绝对、无限和永恒等问题,绝不意味着我们还要自上而下地强加一种实质性的好生活理念或模式。在一个后形而上学的世界,我们仍然有必要思考绝对、永恒问题,但却不能形而上学地思考它们。



[1] 依据吕克.费希的分析,这种好生活的思考-言说模式在西方经过了“宇宙论阶段”“神学阶段”“乌托邦阶段”等,参见吕克.费希:《什么是好生活》,第19-27页。

[2] 吕克.费希:《什么是好生活?》吉林出版集团主任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8页。

[3] 同上,第10页。

[4] 同上,第17页。

[5] 同上,第11页。

[6] 同上,第13页。

[7] 同上,第7页。

[8] 同上,第6页。

[9] 同上,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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