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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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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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骇人听闻的抄袭(陈国战文)  

2011-08-01 09:5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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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署名为沈万顺、李大为的《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2期)几乎完全照抄陶东风的《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一文。它不仅照搬了该节的标题,而且在字数、内容、注释上也完全一致。

 

 

近年来,社会诚信的恶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忧虑,它的影响甚至蔓延到了大学校园,从学生到教授的论文抄袭事件不断见诸媒体,人们对论文抄袭行为早已见怪不怪。然而,笔者近日得知的一起论文抄袭行为,还是着实让人吃惊。署名为沈万顺、李大为的《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2期)一文,与陶东风教授《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一文的第三节完全雷同,它不仅照搬了该节的标题,而且在字数、内容、注释上也完全一致。

比如,沈万顺、李大为《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的首段是:

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而陶东风教授《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第三节的首段是:

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可以看出,前文除了去掉承接语“但是应该看到”、将“游戏、戏说态度”改为“游戏态度、戏说态度”外,只字未改地抄袭了后者。不仅如此,整篇文章都是原文照搬,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未做改动,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两位署名者(称其为作者实在不合适)的文章是用复制、粘贴键写出来的。这一事件除了让人感慨两位署名者的大胆外,也不禁让人深思如何挽救社会诚信的恶化趋势,以及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该起的作用。

诚信恶化确实是整体性的,它发生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赵本山的《卖拐》系列小品中:憨厚老实、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的范伟接连上当受骗,然而,他不仅没有得到观众的同情,反而成为人们取笑和引以为戒的对象。相反,坑蒙拐骗的“大忽悠”即使不能说被塑造成了学习榜样,也至少是一个相当机智可爱的角色。这种价值观完全颠倒的小品受到观众热捧,反映出很多人看待诚信的态度:如果你像范伟一样讲诚信,就活该上当受骗。与诚信贬值互为消长的是,“唯成功论”越来越有市场。笔者注意到,在2010年唐骏“学历门”中,许多人为唐骏辩护,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学历算什么?成功就足以证明他的真才实学。这样,一个有关诚信与否的大是大非问题,却在无意中被转换成了学历重要与否的无解争论,可见,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诚信问题已不再敏感,对如何成功倒异常关注。

在这样的整体社会环境中,一向被视为最后一方净土的大学也未能幸免,为了杜绝论文抄袭这种不诚信行为,管理者甚至运用了高科技手段。据报道,从今年起,各高校普遍实行了“机审”制度,借助一个专门的检测软件来判定学位论文是否抄袭。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此举刚刚推行,就有精明的商家推出了所谓“反反抄袭”服务,它能事先检测出一篇论文与数据库雷同的部分,并给出具体的修改建议。看来,诚信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社会诚信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标准化设计的技术手段总会显得笨拙,根本无力应对不诚信者精明的游击战。这一现象的滑稽而可悲之处还在于:不管是检测者,还是反检测者,都在无意中抹去了论文抄袭行为的道德感,将诚信问题转化成了技术手段的大比拼。

诚信确实是一个道德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社会是非观、荣辱观的严重混乱。比如,现在很多人提到自己或家人的“灰色收入”时,不仅毫不遮掩,而且洋洋得意,甚至将其当作值得炫耀的资本。但是,解决诚信问题却不能指靠道德宣讲,根据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划分,道德属于“高高悬浮的上层建筑”,因而,要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必须到更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层面寻找病根和药方。一个社会的道德出了问题,往往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出现了漏洞,它的治本之策是加强制度建设。寄望于道德宣讲来提高道德水准,就像鲁迅曾讽刺过的那个揪着自己头发要离开地球的人一样,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进一步加深我们社会中假面表演化的程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人一边唱着道德高调,一边做着违法乱纪的事情。这或许就是《潜伏》之类的谍战剧火爆荧屏的原因之一,许多观众都热衷于从间谍身上学习伪装技巧,将其作为官场、商场和情场上的“葵花宝典”。

强调制度建设对维护社会诚信的重要性,也并不否认榜样的力量。但笔者认为,真正引领一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并不是雷锋、焦裕禄一类的历史人物,也不是媒体上塑造的道德楷模,而是我们身边的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媒体上满载诚信楷模的事迹,如果我们在身边见到的都是见利忘义、狡诈虚伪之徒,我们就会对媒体的诚信产生怀疑,而不会去怀疑自己的眼睛。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统治者,都具有极大的道德示范效应,因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不诚信行为,就比一般公众的不诚信具有更大的破坏力。相对于学生来说,家长和老师是处于强势地位的,他们是学生接触最多的成年人,因而,他们的行为会产生直接的示范效应。在有关“反反抄袭”的争论中,许多学生都反驳说,老师不也抄袭吗?为什么只要求学生不抄袭?虽然这种“比坏”的逻辑是不成立的,但这也确实提出了教师在维护社会诚信中的作用问题。

那么,我们是否该对教师的诚信做出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都把教师职业捧上一个道德高地,将其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蜡烛”、“园丁”等,这就意味着教师职业在享受社会尊重的同时,也承受着更严格的道德要求。正因如此,在整个社会对嫖娼现象早已见怪不怪的情况下,教授嫖娼依然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一些教师可能也会产生和学生一样的“冤枉”:社会上很多人都不讲诚信,为什么单单要求教师讲诚信?许多领域都在造假,为什么论文就不能造假?这种辩护看似理直气壮,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这种辩护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正如社会上有一些漏网的盗贼,并不能证明盗窃是合法的。其次,正如徐贲在《论好生活与公民教育》一文中论述的那样,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教育者都拥有高于常人的道德境界,但“因为他们对道德价值问题有所思考和判断,并有了知识的积累”,所以,我们依然有理由对教师的诚信做出更高的期待。最后,正像前已论述的那样,教师的行为会对学生产生更直接的影响,所以,对扭转社会诚信的恶化趋势承担着更大的道义责任。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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