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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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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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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雷锋精神,走向公民道德  

2011-07-09 10:2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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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形象的建构、重构、解构,是一个具有丰富意味的政治文化现象。革命时代的雷锋形象,是政党-国家意识形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构的,它是一个兼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伦理规范于一身的超级能指,这个能指的示范-规训力量,深刻地依赖于革命时代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因此其在从革命到后革命的转型中所遭遇的困境——无论是官方文化中,还是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中,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首先,在官方文化领域,革命时期行之有效的学雷锋活动,由于没能适应市场化改革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流于形式化,通常只是作为一种既丢弃不得又当真不得的惯例继续存在,难以发挥雷锋精神原有的那种道德示范效应。革命时期的政治体制在后革命时期的延续性,革命意识形态在后革命时代的惯性运行,是造成这种尴尬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启蒙知识界,对雷锋精神的反思也无法深入,原因是这种反思的深入必将触及意识形态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而遭遇后革命时代新闻检查的瓶颈。

第三,大众消费文化虽然可以借助网络媒体通过恶搞的方式消解革命时代的雷锋精神,但是这种恶搞又因其内在的犬儒倾向而缺乏建设性向度。它骨子里是道德虚无主义的,也是政治虚无主义的。何况恶搞也有边界,一旦逾越边界,号称“玩的就是心跳”的顽主们经验到的就不再是快乐的“心跳”,而是心惊胆战。

这里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实际上,在革命时代的盲目雷锋崇拜与后革命时代的恶搞雷锋(及其背后的犬儒主义、虚无主义)之间,实际上是有内在联系的,虽然这个联系常常不被人们察觉,以至于产生这样的错觉:因为革命时代的“雷锋叔叔不在了”,所以,后革命时代才会盛行道德虚无主义;或者认为,后革命时代的恶搞雷锋和道德虚无主义,是对革命时代的雷锋精神弘扬不力的结果。无论哪种观点,结果都是:为了克服后革命时代的恶搞雷锋和道德虚无主义,我们更应该弘扬革命时代的雷锋精神。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应该说,经历了“文革”的巨大灾难,人们开始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逆反运动:从警惕那个过时了的宏大“理想”,走向嘲笑一切理想;从怀疑那个原先不可怀疑的信仰,走向怀疑一切信仰;从厌恶意识形态化政治,走向拒绝一切政治(政治犬儒主义);从反思宏大的“未来”叙事,走向放弃对未来的任何责任。总之,从极端的狂热走向极端的犬儒。可以说,今日虚妄的犬儒主义肇始于昔日同样虚妄的“理想主义”。

必须指出的是,以压抑个性、否定个体利益和价值为特征的集体主义理想,并不合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由此,伯曼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概括为两个特点,一是其个人主义性质,二是它的不断发展的理想。[2]无法想象:信奉个人自由的马克思会欣赏作为“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的雷锋。

然而,意识形态政治狂热的幻灭并不必然意味着犬儒主义是唯一的选择或必然的结果,告别意识形态化政治的途径并不只有彻底放弃政治一条,虚幻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道德的幻灭更不见得必然陷入道德虚无主义。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从意识形态政治的毁灭走向了政治犬儒主义?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从虚幻的集体主义道德的毁灭走向了道德虚无主义?是什么使得原先那种盲目的学雷锋运动一下子转到今天同样盲目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问题。

我以为,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公民政治和公民美德建设,因为公民美德和公民政治既是对意识形态政治、乌托邦式理想主义的否定,但同时也可以有效预防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政治。

公民政治的基础是公民美德,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如果说意识形态政治的基础是高调的“理想”“道德”,以及它所依赖的不切实际的性善论——人的道德境界和理性能力的不切实际的高估,那么,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就是一种务实的政治和道德,它建立在对人性的切实理解上,对人性的弱点、复杂性持有同情的理解和宽容态度,同时也制定了可行的制约手段。公民美德包含了责任意识、团结精神,它不煽动激情,不鼓吹仇恨,不像意识形态政治那样试图一揽子解决问题,它“不将人推向英雄主义和圣人品质的极端来揭示人的本性。”[3]同时它“谨慎地行使权威,力图预见到行驶权威的后果,同时认识到人类能力不可确定的局限性,以及预见的不确定性。”[4]

这样,公民政治既可以防止意识形态的狂热政治,也不易让人堕入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无所谓的状态,而没有良好的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是当代中国人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政治狂热转向今天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明乎此,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更需要的,是这个低调的公民精神。

总之,公民政治既可以防止意识形态的狂热政治,也不会堕入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无所谓的犬儒政治,而没有良好的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是当代中国人以前的从意识形态政治狂热转向今天的犬儒主义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明乎此,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呼唤的不是什么高调的雷锋精神,而是低调的公民精神。

中国的道德复兴之路绝不是雷锋的复活,当然也不是犬儒的猖獗,而是同时告别雷锋和犬儒。

 



[1]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卷第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参见 []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125页,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爱德华·希尔斯:《意识形态和公民道德》,见希尔斯:《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第75页,傅铿等译,台北,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

[4] (美)爱德华·希尔斯《意识形态和公民道德》,见希尔斯《知识分子与当权者》,傅铿等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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