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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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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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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绝不是遗忘  

2010-11-13 08:5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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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回避历史的灾难,不认清彻底地反思这种灾难,灾难是不可能过去的,无论是在社会和解的意义上,在制度建设的意义上,还是在心理康复的意义上,都是如此。

 

《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近日报道了当年外国语大学学生、红卫兵、现已经60多岁的申小珂等人,向当年的北外党委书记、现已87岁的程璧等老教师、老领导致信道歉的事件。同时还有原北大附中的学生红卫兵向北大附中退休教师道歉,北京矿业附中的原学生红卫兵向该校退休教师道歉,等等。

在我看来,虽然这些道歉事件目前看来还刚刚开始而且是个别现象,但其意义仍然不可小觑,如果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那么,有可能成为全面彻底反思历史的契机。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道歉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有很多人对道歉的必要性心存怀疑。雅虎视点的调查显示,在回答“如果您或亲朋曾受到折磨,你会原谅(道歉者)吗?”这个问题时,37%的调查参与者认为“没意义,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在所有回答中,这个回答的比例最高。这就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道歉(以及相关的宽恕)在今天以及未来的重要意义。

申小珂等人的道歉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整个社会和政府还没有就历史做出全面、深刻、彻底的反思时发生的,是在历史灾难的最主要制造者的责任还没有充分清算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个人行为。因此,这种道歉和忏悔的动力主要来自个体的良知及其对民族、历史的责任意识。正如有道歉者说的:“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可惜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少而又少。揭发、检举、侮辱乃至无端殴打自己的老师,这些不光彩的事情很多红卫兵肯定都干过。除了已经披露的少数人外,大家至今都还装聋作哑,讳莫如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一切。我敢肯定,这些人不可能重获自己的尊严。

光是这点就能够说明:“文革”没有过去,它首先在经历者——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的心理层面就没有过去,施害者不敢面对、不敢承认自己当时的不光彩言行,希望继续隐瞒下去;受害者也不愿面对、不愿意回忆自己所受的迫害,他们不想“再受一次侮辱”。记忆的审查机制依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力量。“文革”确实还是一个禁区。

这首先不是个人的错,而是我们还没有健康的、制度化的反思文化、道歉文化、忏悔文化和宽恕文化,还没有如何理性面对灾难、特别是自己参与制造或亲自承受的灾难的心理准备。这种回避历史的态度不但无助于个人心理健康的恢复,不但施害者无法从自己的愧疚感、罪疚感中解脱,受害者也无法从自己的受虐狂想症中解脱(正如《南方周末》的报道说的:“当年‘口含天宪’的红卫兵以及命如蝼蚁、劫后余生的教师们,在劫难后遗症这一点,是平等的。噩梦、仇恨、惊恐、自责、羞愧。这些负面情绪,几乎会随时降临”),更加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回避和遗忘的态度无法使我们的民族从劫难中走出,真正开始新的生活,开启光明的未来。

我从来不是仇恨的鼓吹者,我以为宽恕是面向未来的积极态度,仇恨则是纠缠过去的消极态度。但我更认为宽恕不等于遗忘,宽恕的前提不是遗忘,而是揭示历史真相,汲取历史教训,在理性地彻底地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施害者(不管是不是受到了蒙蔽)应该真诚道歉。有施害者的道歉,而后才能有受害者的发自内心的谅解和宽恕。

现在学术界有些知识分子在鼓吹所谓“积极遗忘”论。我也不是无条件地宣扬沉浸在过去,有些东西或许应该“遗忘”,以便更好地面向未来。但“遗忘”必须是有条件的,必须是揭示真相、理性清理历史问题之后的“遗忘”,是一种理性的决定(如果是集体的灾难记忆,则必须是集体的决定)。为了报复的记忆当然不好,是一种消极的记忆。我们常常说的“记仇”就是这种消极记忆,它的意思是纠缠于仇恨,它意味着记住苦难的目的不是为了最后的和解和宽恕,而是为了报复。“孩子啊,你要记住,要为XX报仇啊!”这是一种恨的教育,是为了报复而记忆。这样的记忆只会使得人类陷入恨的循环,报复的循环。

但是,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途径并不是所谓遗忘,而是直面事实、公布真相、弄清是非之后的和解。它只能是建立在理性对待过去的基础上。加害者的道歉,对灾难的原因、性质、责任的认真负责的反省和清理,是宽恕的前提,它的意思决不是简单的遗忘,决不是和稀泥。“道歉”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这里。道歉意味着过去的是非曲直得到了分辨,教训已经被记取,灾难的原因、性质、责任已经得到认真、负责的反省和清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要求受害者宽恕,这样的宽恕才是理性的、真正的宽恕,而不是无可奈何的“算了吧”。更何况受害者个人的不计较(“算了吧”)并不是总是值得称许,关键是要分析这种不计较的性质:是自愿的、积极的、发自内心的,还是无奈的、被迫的、消极的,是由于环境因素造成的。其实,直面过去的灾难,对于过去的是非曲直的理性清理,同样是受害者的责任,更主要的,这种清理是对历史,更是对后代的负责。因此,即使对过去的不幸记忆同样会使受害者陷入痛苦,但出于群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原因,记住痛苦的遭遇,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把它公开,同样是受害者的责任。这种“再一次的受害”是必要的。

回避历史的灾难,不认清彻底地反思这种灾难,灾难是不可能过去的,无论是在社会和解的意义上,在制度建设的意义上,还是在心理康复的意义上,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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