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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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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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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与破碎的七十年代  

2010-01-21 08:4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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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大陆出版界仿佛兴起了“打捞”记忆的热潮,有各种形式的回忆录、口述实录、传记类的出版物(包括文字的和影像的)面世。其中很多冠以“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等纪年标题。北岛和李陀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出版的《七十年代》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不管作者和出版社主观意图是什么,也不管读者的消费心理是什么(反思抑或消费),这类著述的出版总是一件好事。鲁迅先生早就批评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存在严重的遗忘症,或刻意、或无意地回避历史,回避记忆,特别是一些让人痛苦的灾难记忆。

《七十年代》一书的编者之一李陀在序言中直言其编辑动机“与怀旧无关,我们是想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1]李陀认为,记忆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记忆和权力的关系总是纠缠不清,它“像一个战场,或者有如一个被争夺的殖民地。”[2]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记忆对另一种记忆的排斥、压制、驱逐、清除,看到虚假的历史叙述取代了真实的历史叙述,看到对历史记忆的控制和垄断。李陀所言让我想起刘易斯.科塞在为哈布瓦赫的名著《论集体记忆》写的“导言”中继续的一段经历的一段话:“最近几年(大概是指80年代后期,引按)在和苏联同事的谈话中,每次当我们讨论最近在苏联发生的事情时,我总是一次又一次被他们某种程度的闪烁其辞所震惊。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明白了,原来在最近几年中,这些人被迫都像蜕皮一样将自己的集体记忆蜕去,并且重建了一组非常不同的集体记忆。[3]科塞的这一观察和匈牙利大作家捷尔吉•康拉德对当代东欧知识分子在记忆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痛苦和磨难的描述可谓如出一辙:“今天,只有持不同政见者还保持着连续的情感。其他人则必须将记忆抹掉;他们不允许自己保存记忆……许多人热衷于失去记忆!”[4]这番话对我们这个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民族而言特别能够引起共鸣,给人似曾相识之感。

由此更可以明白《七十年代》一书的编写者打捞历史的努力之可贵,因为如本书的标题所示,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一半属于广义的“文革”时期(或所谓“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另一半属于所谓“新时期。”这两个时期事实上都不是未被书写的“处女地。”无论是林彪事件,中美关系变化,还是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等等这些都曾经被不止一次地回忆过、叙述过,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也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了书写七十年代的基本模式,即“新启蒙”模式。这个模式由觉醒-控诉-反思-憧憬等几个叙事要素和主题词组成。由于这个模式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发挥着类似福柯所言的“知识-话语型”的功能规范着各种关于七十年代的书写(一般不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单元进行书写,而是把1976年前归入“文革”或“十年内乱”,把之后归入“新时期”),致使所有这类书写都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不仅回忆的内容相似,而且书写的态度、回望的姿态以及评价的尺度呈现高度的家族相似性。打个比方,就好像全国人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七十年代记忆”。

《七十年代》一书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统一的七十年代已经失去。从本书收入的诸多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文本中,可以明显地发现:不仅书中的主人公对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千差万别,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组织、呈现和书写七十年代记忆的框架的差异,以及评价这些记忆的尺度的分裂(虽然这种差异和分裂因为本书所选作者身份的雷同而大大减少,这些回忆主体基本上都是著名知识分子,在七十年代则基本上是著名知识分子的子女)。这点李陀先生已经注意到了:“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些故事和经验的追述里,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书中的作者都认可的‘七十年代’图画,相反在这些文字里,或隐或现展示出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多差别的,甚至是相反的对立的。这些差别,有的,明显是在当年就已经存在,有的,则是今天追忆的时候才形成的。”[5]

在我看来,“追忆时刻”形成的差别才是真正值得玩味的,甚至所谓“当年就已存在”的差异也是在今天才被强烈地意识到,或者被刻意地书写出来。顾名思义,任何回忆都是回过去(进行)忆,这个忆(储存在大脑的记忆)不可能自动地出现,也不可能不经中介地“赤裸”呈现。这个中介就是哈布瓦赫所说的“集体记忆框架”或社会框架。在哈布瓦赫看来,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的、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才能重新找到它们的适当位置,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记忆。记忆是被激发和叙述出来的,任何人都不得不借助叙述框架来讲述自己的七十年代故事,而这个框架必定是社会性的和集体性的。这就是哈布瓦赫坚持记忆的集体性的最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记忆的集体框架或社会框架,当然也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记忆的社会框架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被动地让个体的记忆来填充,相反,“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6]当然,虽然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同时,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

这些集体记忆的框架不只一个,它们之间彼此交错、部分重叠。在这个复数的集体框架呈现的记忆,显得非常丰富多彩。但是在特定的时期历史,常常其中的某个框架占据支配地位。当这些框架中的一些消逝的时候,遗忘就会发生。“这要么是因为我们不再关注它们,要么是因为我们已将注意力转移他处(分心往往只是刻意注意别的事情的结果,而遗忘则几乎又总是由分心造成的)。”[7]但哈布瓦赫接着指出,某种记忆的遗忘或者变形,也可由这些框架在不同时期的变迁来解释。依靠环境、时间和地点,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再现它的过去,这就是所谓的“移风易俗”。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接受了这些习俗,所以,他们会在与集体记忆演变相同的方向上,使他们的回忆发生曲折变化。

这个观点非常深刻,它不但解释了某些人为什么会遗忘“文革”记忆,而且解释了在特定的时期我们为什么会通过特定的(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方式选择、呈现和书写记忆,包括七十年代记忆。毫无疑问,任何对于七十年代或“文革”的回忆和书写,都是在一定的集体框架下发生和进行的。如上所述,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在“新启蒙”这样的集体框架下对“文革”“反右”等进行回忆和书写的,余秋雨等一代人对于“文革”的讳莫如深(可以参看前几年余杰和余秋雨的争论,特别是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80后一代对于“文革”的陌生、大话文学对于“文革”记忆的戏谑式书写,则只有在中国式后极权的环境下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而张晓刚等先锋艺术家对于“文革”记忆的呈现方式则深刻地联系着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艺术市场。

《七十年代》中的七十年代之所以失去了原先的那种整体性而分裂为碎片,原因也应该到集体框架中去寻找。《七十年代》中诸多个人经验的讲述者显然已经不再拥有共同的经验,更不分享叙述、整理、阐释记忆的集体概念框架。其中有些作者基本上是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阐释框架内叙述和阐释自己的七十年代记忆。这方面朱正琳和黄子平具有代表性。朱正琳明显是在启蒙框架内反思和叙述自己的记忆(其标题的“让思想冲破牢笼”即具有强烈的新启蒙气息)。黄子平的《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学》也是一个典型的反思型文本,作者一边叙述记忆,一边则对记忆的内容进行反思。比如在描写记忆中的忆苦思甜和批斗大会之后,作者马上跳到对于这个事件的评论:“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捷克作家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这个著名异见分子的著名论文给了作者反思的武器,使他认识到:“在日常生活的仪式和语言中,普通人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同谋。‘实存的社会主义’把全国人民预先抛入了,在鲁迅所说的‘瞒和骗’中生活的不道德处境。一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一个预先鼓励撒谎并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国家机器。哈维尔‘在真理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讲真话’),并不是要探讨有关真实或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中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理性臣民的这种询唤。”[8]这都是非常典型的启蒙-反思型集体话语。当然,黄子平的这种插入的议论是很明显的,直接的和“粗暴的”,即使在那些似乎是纯客观的叙述中,其中也有作者的思维和反思的框架在暗中组织记忆材料。

但在其他不少作者的追忆中,我们明显感到新启蒙的集体话语框架已经被置换(或被“超越”?)。比如在高默波《起程》一文中,我们看到作者对样板戏充满了美好的记忆:“巴金在《随想录》中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们的记忆恰好相反,它是我在农村的最好的记忆之一。”[9]在津津乐道地描述了普及样板戏带来的快乐之后,作者写道:“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10]作者的意图明显地是要颠覆巴金这代知识分子所书写的“文革”记忆,作者接着反思道:“样板戏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在普及样板戏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据说“由客体变成了主体”。[11]好一个“民主和人权的理念”!如果这样思考问题,那么我们不也可以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充满了“民主和人权的理念”吗?工农兵方向、普及第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等,这一切看来都要重新评价了。我们且不说作者所描述的这种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重要的是,如果没有90年代以来的所谓“现代性反思”,没有“新左派”群体及其话语的出现和流行,如果依然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框架下叙述自己的“文革”记忆,高默波就不可能“唤起”起这样的记忆,即使“唤起”,也会压制下去或不敢诉诸弊端。借用福柯的概念,这是一种在新启蒙的知识-话语型规范下不可能产生的言说记忆的方式。

由于记忆所依凭的社会/集体阐释框架的多元化、异质化,阅读《七十年代》的一个突出感觉,就是80年代中国主流知识界所建构的那个统一化的关于“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图景,已经不可能挽回地破碎,原先官方文件、历史教科书以及虚构性作品中关于那段历史的主流叙述,也遭遇了深刻挑战:一个更加复杂多变、更加缺少统一性的十七年代时代图景正在得到呈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共同经历过七十年代的那批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思想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业已瓦解。



[1]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6页。

[2]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6页。

[3]参见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38-39页。

[4]参见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39

[5](《七十年代》9

[6]《论集体记忆》,第71页。

[7]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8]《七十年代》,第321页。

[9]《七十年代》,第97页。

[10]《七十年代》,第97-98页。

[11](《七十年代》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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