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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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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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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极权社会的虚假稳定——哈维尔论后极权之三…  

2009-09-30 22:5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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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极权制度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都被排除,人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参与政治活动,更不用说建立政治组织。由此产生的空隙由意识形态的表演性仪式来弥补。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大多数人将那些独立的、对抗性的政治观点看成不现实的、幼稚天真的,而且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去太远。于是产生普遍的政治冷漠和畸形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享乐主义,人们只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在我们的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照样进行,纪律正在奏效。我们公民们的努力正在产生可见的效果,生活水平缓慢地增长:人们造房子,买汽车,生孩子,给自己消遣,过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他们也表演性地例行官方要求的政治程序——一种虚假的政治参与:“他们像一个人那样投票,一致地选举某个推荐给他们的候选人;他们在各种政治组织中活动,参加会议和游行;他们宣称支持他们应该支持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地方可以看到对于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持异议者的迹象。”这是后极权社会中表面的“盛世”景观:好像非常稳定,实则危机四伏。

哈维尔的存在的政治关注的是内在的“真正人性”的尺度,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自由和意愿”,是“社会中一种真正的精神状态”,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后极权社会正好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因为人的“内在”(道德世界)正在大面积地迅速败坏,他们例行公事地、犬儒地表演官方要求的事情,原因只有一个:“他们被恐惧所驱赶”: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

 

这充分表明,后极权社会的表面“稳定”和“繁荣”,是以“恐惧”与“犬儒”为基础的。“恐惧”是哈维尔分析后极权社会大众心理的一个重要术语,这种恐惧并不是通常心理学意义上一种的情感,而是更深层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存状态,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适应于这种威胁,将这种适应认作实用的方法。也就是,“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表面的统一、稳定。

与极权社会不同的是,生活在后极权社会的人惧怕的不是极权时代的审判、拷打、流放、劳改、死刑,等等,而是更加微妙的排斥和压制形式,比如把是否听话和人的日常生活(职务,职称,子女教育和工作,工资,住房,等等)挂钩。哈维尔首先肯定这是一种进步:“幸运的是,大多数由当权者对待人们施加压力的残酷行径如今已经成为历史”,“今天,压制采取了更微妙和精致的形式。并且即使政治审判在今天也没有发生——每个人知道当权者如何操纵他们——它们仅仅扮演着一种极度的威胁,而主要的压力则转向生存压力的领域。”这种更加微妙的形式实际上就是通过对物质生活、生存压力的控制进而控制人的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这种情况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比如出版社出版了政治上“有问题”的书导致的是经济制裁、撤职、停业整顿,等等,而不是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大讨论)。哈维尔认为,这种通过控制一个人的生存而实施统治的技巧,一方面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则也要认识到它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因为:

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国家的任何人在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一个人可能失去的东西的范围是广泛的,包括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种各样的特权,所有提供给有权有势者的特殊机会,享受诸如宁静的工作、提升和执掌权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工作的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对其他公民来说都享有的仅仅是基本生活的有限水平,而不是处于某个特殊的阶层之中——对这些人来说,适用于其他人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们,即成为捷克斯伐克政治隔离的牺牲品。是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最恭顺的劳动者的同事可能因为在一个会上或酒吧里说出他头脑中所想的而遭到残酷的惩罚。”

这是一种生存压力制度,正是它导致人人都处于恐惧或至少是沉默之中。

这种生存压力制度笼罩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处于其中。哈维尔称之为“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见的网直接覆盖整个社会”。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他非常知道为什么他必须这样做。因为那种‘蜘蛛’可以没有任何必然性而干涉某人的生活,将人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被审讯、指控、投入监狱和判刑,因为一个人的上级也被陷害在同一张网里;在每一个级别上的人,其其命运都是被决定的,这里有和国家警察合作者也有被迫合作的人。因此,十分突出的事实是,国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干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他反抗的任何机会,可以充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活中本来的和可靠的方面,将其转变为一种没完没了的伪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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