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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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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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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极权主义”概念的历史发生与演变  

2009-09-13 20:16:02|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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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1953年斯大林死去之后,苏东阵营中的一些国家便开始向后极权社会转变。后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和理论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1、阿伦特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分的单行本《极权主义》的1968年再版序言中指出: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出现了很多变化,使得这个国家不再那么容易界定。一方面,1968年苏联对于匈牙利的镇压导致的流血冲突表明,认为苏联不再是极权国家是荒谬的;但是另一方面,苏联党内出现了所谓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斯大林受到了批判,不再存在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大规模放逐和整肃,因此,“苏联不再能够在极权主义一词的严格的意义上被称为极权主义”。虽然自由的言论依然缺乏,异议分子依然受到惩罚,但是国家恐怖减少了,有些政治空间打开了。“斯大林死的时候艺术家和作家的抽屉是空的,而现在(大约是指1960年代,引注)则存在通过手稿方式流传的整个文学,所有种类的现代绘画则在画家的工作室中实验并逐渐被人所知——虽然没有展出。这不是低估残酷的新闻检查与艺术自由之间的差别,而是指出这样的事实:秘密文学与没有文学之间的区别等于一与零之间的区别。”反对派不再是被秘密清除而是要进行审讯(哪怕是不怎么公开的,更谈不上是合乎程序的),反对派还可能赢得某些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些都“表明我们所研究的不再是一个全权的统治。”

2、弗里德里奇

这个观点遭到了弗里德里奇(Friedrich)的批评,认为阿伦特太夸张了(过分强调了斯大林前和斯大林后的差别)。他认为尽管有赫鲁晓夫的改革,但是苏联依然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恐怖活动的减少是周期性现象而不是意味着政体的根本变化。他还认为这个政体转向了“心理的恐怖”,而且比斯大林时期的死亡威胁更加可怕。他还警告,尽管存在技术专家实施的一定程度的理性化,但是政党的意识形态却为此设立了限制。

弗里德里奇的目的是维持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及其与他专制形式的区别,但是其代价则是把这个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拉大”以便包括已经极大地变化了的苏联政体。

年轻的学者一代感到“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已经不适合用来解释变化了的苏联,即使是弗里德里奇他的理论伙伴布热津斯基(1971年),也不再使用这个词,而是使用“丧失了功能的极权主义”(disfunctioned totalitarian)这个概念来描述先前极权体系的弱化。

在东欧,虽然多数异议分子依然称他们反对的政府是极权的,但有人注意到了斯大林死后(1956年)发生的变化。一个波兰的作家在1956年的时候就说到过“准极权的”(semitotalitarian)这个概念,Leszek Kolakowski则在1971年认为,斯大林的权力已经结束而且一去不复返,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萎缩。

3、哈维尔的观点

1979年出版于捷克的一个杂志中,哈维尔发表了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明确指出自己所分析的是“后极权主义的统治”,并把它与“传统的/古典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比较。哈维尔的分析现在看来有些属于极权主义的特点,而有些则属于后极权主义的特点,他说的“传统的专制”既有斯大林极权主义的特点,同时也混合了更早的古典专制主义,而他的文章中还经常把“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作为同义词使用。这表明哈维尔不是一个以清晰的逻辑思维擅长的思想家。他自己对“后极权主义”这种称呼就并不满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维尔主要是从极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被人们真正相信、而只是慑于它的淫威不能不实用主义地阳奉阴违的角度,剖析了后极权主义的特征(比如一个水果蔬菜店的经理在洋葱和胡萝卜之间放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后极权时代意识形态装饰化的一个极为经典的例子(参见下文)。哈维尔指出了一些后极权主义的表怔:实际上意识形态已经不在对人们产生重要影响了;革命的狂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激烈的暴力在苏联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衰落或变得隐蔽了;西方的价值观已经进入,不再是完全彻底的封闭;社会生活中已经有了消费主义的萌芽。等等。这些都是极权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

他承认斯大林的死为异议分子创造了“事实上”的空间,虽然司法意义上上他们依然被定义为是“反革命”。正是对于这个解放的分析,使得波兰的马志尼在《狱中书简》中鼓吹“新进化主义”,尽管这个政体表面上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事实上为反对者提供了成功的可能。

4、林兹的观点

以研究政权类型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林兹(Juan J. Linz),在与人合著于1996年出版《民主社会转型与巩固的困境》一书(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Consolid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London,未有中译本)中,通过四个指标的比较,列出了民主、专制、极权、后极权和苏丹式政权的不同特征,现将表中极权与后极权社会特征对比部分试译如下:

指标之一:Pluralism,多元化

极权主义:

基本上不存在经济、社会、或政治领域的多元主义。执政党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全部垄断了公共权力。这个党消灭了极权主义统治之前所存在的几乎所有多元主义。不存在可供极权控制之外的第二经济和平行社会生存的空间。

后极权主义:

在经济、社会和机构方面存在有限的、不稳定的多元主义。但由于一党专政依旧,政治多元化几无可能,“第二经济”可能出现,但国有经济仍占压倒优势。具有多元主义特征的“平行政治”可能随着国家结构的松动或反对极权统治的持不同政见团体的形成而出现,在后极权成熟期,反对派常常创造与极权对峙的“第二文化”和或“平行社会”。

指标之二:Ideology意识形态

极权主义:

存在一种严密的、作为社会指针的意识形态,宣扬可以实现的乌托邦。领袖、个人和社群从一种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整体观念中得到使命感、合法性和政策依据。

后极权主义:

官方仍然维持作为社会指针的意识形态,而且意识形态仍部分地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但是,人们对乌托邦的信念已经减弱。对意识形态的执着为实用主义的共识所代替。这种共识大体上是经过理性的考虑和不太参照意识形态的有限争论来形成的。

指标之三:Mobilization社会动员

极权主义:

通过由国家建立和控制的各种社会团体进行广泛的动员,高度重视干部和狂热分子的积极性。努力煽动集体狂热。私人生活被贬得一文不值。

后极权主义:

领袖和群众对组织动员日益失去兴趣。在国家建立和控制的机构依然从事例行公事性质的动员,以期继续获取国民最低程度的顺从和配合。很多“干部”和“狂热分子”都只不过是没有信念的机会主义者和利禄之徒。厌倦、逃遁和国民的价值观念的私人化,逐渐成为一个被接受的事实。

也就是说,后极权时代的动员已经仪式化,表演化,热情已经消退。群众集会走过场,没有承诺感。积极分子的表演也是为了现实的权力与利益。乌托邦的目标还在重复,但是没有人相信。同时,后极权社会还放弃了把个体彻底政治化、彻底消灭私人领域的做法。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卡达尔(kadar)说:“不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支持我们的人。”比如,沉浸于消费娱乐的人就是官方的合作者。官方对于群众的政治消极性不仅接受甚至还加以鼓励。

指标之四:Leadership,领袖

极权主义

极权统治者行使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使极权政权的成员和极权统治下的民众都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最高领袖往往是克里斯玛型。成为最高层领导成员的关键条件是对党组织的忠诚。

后极权主义:

  后极权的政治精英日益强调人身安全。通过党的结构、程序和“党内民主”来限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护后极权时代政治精英的生命安全,因为这些人在极权时代也曾经性命难保。最高领袖极少是克里斯玛型。党票仍然是成为最高层领导成员的必要条件,但长期的党务工作经历已不再那么重要,相应地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文凭成为进入政治精英的主要条件(“七品”芝麻官)。部分国家机关的技术官僚可以进入最高领导层。 

至此,后极权理论达到其比较成熟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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