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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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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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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后殖民主义批评为什么兴起?  

2009-09-01 19:51:54|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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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后学的一个分支,后殖民批评几乎在刚刚引入中国时就引发了激烈争论,因为它主要被用来反思、批判“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后殖民话语的引入使得中国近现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几乎所有重要话题(比如传统与现代化、中国与西方等等)全部被重新讨论了一遍。无论赞成与否,这种反思和批判是不可忽视的,即使是启蒙主义的捍卫者,也不得不直面后殖民批评的挑战,不得不通过对后殖民批评的反思和反批评来重申启蒙的正当性。

但如果我们据此以为,后殖民批评这种西式的、“前沿”的“新思维”光凭自己的力量“击败”了中国的启蒙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正好相反,是中国本土社会历史环境的突变使得启蒙主义话语遭受重创,并为后殖民主义新思维清出了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通常的学术论文在描述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出现的背景时,总是反复强调各种西方理论的“启示”以及90年代初期中国和西方关系的紧张。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启蒙主义的话语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同时陷入危机,而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以及中国本土民族主义的兴起,其根源也在这里。

有学者认为,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调整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处与认同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增势”作用。他们利用“本土”这一新归属来确立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身份。这个分析虽然很有启示意义,但也应该在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的特殊环境下来理解。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常常表现为必须有一个批判与否定的对象,通过否定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因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区别性标志就是它的批判精神与批判话语。80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是肆虐于“文革”的极“左”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而到了90年代,被新挖掘出来的批判对象变成了新兴的所谓“市场经济”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于是有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后殖民主义以及各种现代性的反思、国学热,等等。数量可观的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论文与专著相继发表或出版。在这个时候,学术界很需要一种时髦的理论,一种既可以满足自己识时务的务实需要,又不失“批判知识分子”身份诉求的理论武器,这个武器应该有些时髦(最新西方的),有些深奥——不是那种赤裸裸的民族排外主义。这个理论武器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后殖民主义!

于是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世界体系理论等等粉墨登场,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弘扬国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反思启蒙主义、重估“现代性”的文学史、思想史研究“新时代”。这与80年代文化与学术界继承“五四”传统、批判传统文化、高扬西方现代性的精神气候恰成鲜明对比。中国学术界对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思考出现了新的维度,“发现”了新的问题,采取了新的立场,拥有了新的资源。在80年代或者未曾进入学术视野,或者未曾成为核心关切的诸多问题,比如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身份问题、中国文化和学术如何摆脱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如何建构本土化的学术话语问题,中国到底存在不存在国民性的问题、鲁迅等启蒙主义者是否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帮凶或受害者的问题,都在新的语境中进入了许多学者的视野。总之,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与其说后殖民话语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被启蒙话语遗忘的历史真实,不如说是启蒙话语的受阻给予后殖民话语的进入和流行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广阔的天地。这点很清楚地表明了后殖民话语和当时的中国现实——特别是民族主义——之间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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