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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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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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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政治的政治——哈维尔论后极权之二…  

2009-09-16 08:0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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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认为,“在后极权制度下的社会中,传统意义上(西方政治哲学意义上,引注)的政治生活都被排除,人们没有机会在政治上公开表达自己,更不用说在政治上进行组织。”建立反对党或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些常规的政治活动无法进行。“由此产生的空隙,由意识形态的仪式来填补。在这种情形下,人们自然地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大多数人将那些独立的政治思想——如果毕竟还有的话——看作是不现实的,牵强的,类似自我陶醉的游戏。毫无希望地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关切;它或许是某种值得崇拜的东西,但却不着边际,因为它一方面纯属空想,一方面又极端危险。”

也就是说,后极权社会的人一方面反感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表演),但是又不相信有与之对抗的政治,即使有异见分子,也视之为不切实际,是空想家和傻瓜。这样的结果就是政治麻木和政治犬儒。

在这样的社会,有很少一些异见分子仍然坚持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进行公开的对抗,比如七七宪章分子。这些人的单枪匹马的行为固然值得尊敬,但是哈维尔认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有一个老毛病,他们对后极权制度作为一个政治现实的历史特点缺乏认识。他们不理解这个制度内权力的特殊本质,高估了传统意义上直接的政治活动的重要性。而且他们不懂得那些‘前政治’的事件和过程的政治含义,这些事件和过程提供了真正的政治变动得以产生的土壤。”(中68,英文50

要理解哈维尔的这些话,就必须懂得,后极权社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不同于传统的极权社会,也不同于自由民主社会,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常规的“政治”概念来理解后极权社会中的政治。这里,“前政治”或日常生活——哈维尔也称之为“隐藏的领域”——中的政治活动(发生在个体日常生活领域、而不专指政治团体、政治组织从事的那种政治活动)与过程显得非常重要,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那些用传统的(指传统专制的或民主政治的)政治概念理解政治的政治家,常常不能理解这点。他告诫政治家要“放弃传统政治原则与习惯的负担”,也就是不要用常规的政治思维(他们更加使用于常规的制度,如传统的专制社会或民主社会)来思考后极权社会的政治问题。哈维尔认为,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活动发生在“生活的”领域:“后极权制度中的潜在政治的真实空间在别处:在制度的复杂操控与生活目标的持续而根本性的紧张中,这个生活目标就是要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自相矛盾地活着,要求不受上司和官员的侮辱,要求不受警察的持续监视,要求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并受法律的保护。等等。”哈维尔列举的这些基本的生活要求是每一个真正的人的要求,是做人的基本尊严,不管是否政治家,都要有这样的要求,否则就是不是人。但是后极权社会的本质恰恰是不让人像一个人那样活着,它是与人为敌的而不是与特定的政治团体政治家为敌的,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反人性反生活的制度,因此,我们坚持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就必然要反极权制度和后极权制度,所以大量在常规的政治看来不问政治的科学家、艺术家,只要坚持做一个真正的人,坚持真正的艺术创造和科学研究,就必然是反极权的。

这样,在后极权社会中,政治变革要从生活领域开始,从道德领域、存在的领域开始,这比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更重要,“如果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经济政治模式,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源自社会的存在和道德的变化。”哈维尔甚至认为,生活——人的存在——比制度与结构更加重要,“一个更好的制度,不会自动地保证一种更好的生活。事实正好相反,只有通过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才能发展出一个更好的制度。”

总之,在后极权社会中,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政治观点是不适用的。 “在民主国家里,辩论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就有些人想把我们的事业放在辩论的背景之内,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说我们能不能认真地议一议我们该不该去改变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这是个伪问题,因为目前根本就无法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们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时结束,变更何时开始。”“我们所关心的,是在这样一个体制中能否有尊严地生活。”这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政治也十分重要。比如“大话文学”现象,“政治笑话”现象,都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那么,在或极权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尊严地生活下去,这个社会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它服务。我们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使用的是现有的、有成效的手段。”

3、后极权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异见分子”

与此相应的,是如何理解后极权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异见分子”这个概念。哈维尔比较了不同形式的反对派,指出了后极权社会中的“反对派”的特殊含义,反对派可以指“任何产生或具有间接政治效果的东西,也就是任何让后极权制度感到威胁、实际上也的确让受到威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就是每一个生活在真实中的尝试,包括水果店经理拒绝在橱窗上张贴标语或写一首自由创作的诗。换言之,反对派就是任何一个以生活的目标超越制度设定的目标的行为。”这就是“生活政治”的含义。后极权社会的特点是不让人活得有尊严和活得真实,所以任何想要活得真实或者活得有尊严的人都是反对派。

与此相关,关于“持异议者”也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它不一定是有系统的政治方案的政治家,而是任何坚持人的正常生活的人。哈维尔甚至反对“持异议者”这样的称呼,原因是“在我们的报刊中,‘持异议者’就跟‘叛徒’、‘卖国贼’差不多,但‘持异议者’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叛徒,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否定和背叛什么,相反,他们肯定他们自己的人的身份(human identity),如果他们真的否定了什么,那不过是生活中的虚假和异化的东西,即否定‘生活在谎言中’。”

哈维尔强调的是:在后极权社会中,一个人不是因为特别热中狭义的“政治”(当政治家,从事党派活动)才成为“异议分子”的,而是每一个坚持生活在真实中的人、任何一个想要有尊严地生活、像人一样生活的人都会成为异议分子过真正的生活就必然反极权,也就是说必然成为异议分子在此,哈维尔表达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后极权制度是与人性和人的真实生活为敌的制度,捍卫人性和真正的生活就必然反抗这个制度,也必然是“异议分子”。后极权制度不允许人过像人的生活。“生活在真实中”就是反极权,这就是“生活在真实中”的政治意义。他深刻地指出:“不同政见者”一词常常暗指一种特殊的职业,好像同正常的职业一样,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怨天忧人的职业。“事实上,一个‘不同政见者’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不过是一群正在做他们觉得必须做的事的人,正因为这样,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处在与体制的公开冲突中。这个冲突并不是他们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换言之,他们并没有着意作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作个裁缝或铁匠罢了”,“他们没有决心作‘不同政见者’,哪怕他们一天24小时为之工作,也不是当成职业,而是作为一种存在的态度(existential attitude)。”比如在“文革”时期,一个人想研究学术本身就是不允许的。

哈维尔认为,“在真实中生活”这种生活的政治,是“独立的公民首创性”“不同政见者”或“反对派”此类政治运动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起点,“在真实中生活”涵盖面很广,且含糊而难以界定,所以后极权社会到处是政治

当然,这种遍布日常生活的政治也可能转化为政治组织政治活动,转化为“更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的工作。”但是它与其他的生活之间并无极为严格的界线,在同一人身上常常是二者兼存。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只是“一座冰山浮在水面的十分之一部分”,有意识有组织的政治是从最广义的“在真实中生活”这种“生活政治”发展而来,是这个生活的清楚而具体的表现,“不同政见”也是逐渐从“社会的独立生活”中产生。

  从上述情形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结论是:以自己的方式参加健康的社会生活,但又并非都是“不同政见”面目出现,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不同政见者,“他们可能就是些作家,按自己的愿望写作而置官方的审查和要求于不顾,当官方出版社不予以发行时,他们则由地下方式发表他们的作品,他们也可能就是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或进行任何独立学术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过官方渠道,他们则通过地下方式散发他们的著作,或者组织秘密的讨论会、讲演和专题研讨班;他们也可 能就是老师,秘密地把官方学校不允许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他们可能是牧师,无论是否任神职或被褫夺了传教的权利,也努力坚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可能是画家、音乐家或歌唱家,不顾官方机构对他们的看法,尽管去作自己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分享和帮助传播这个独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来代表和捍卫工人利益的人,致力使工会工作有真的意义或组织独立的工会;他们可能是大胆向官方呼吁,要他们注意不公正的事情,力争绳之以法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团体,竭力摆脱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而过独立的生活。这些人的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持异议者”的目的是生活在真实中,这个要求是每个个体的真实的要求,也是所有人的共同要求(个人的就是人类的)——而不是小团体的,“持异议者”决不代表特殊利益的团体,而是代表整个要求正常生活的人。“‘持异议者运动的出发点并不是发明什么制度革新,而是于此时此地为更好的生活进行日常工作。”“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生活为自己所能够找到的政治组织系统将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容易遭到削弱的。”这句话非常重要,在制度化的革命条件非常不成熟的后极权时期,以真实的生活为核心的政治形式是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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