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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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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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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  

2009-04-22 23:1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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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对于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反思开始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资源主要是来自文化研究、知识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等。文化研究、知识社会学以及文化社会学都有很丰富的关于建构主义的思想,对我而言,影响比较大的是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身份建构理论,包括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文化社会学的资源主要是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

我翻译的《文化研究导论》这样界定“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是一种教条,这种教条把一些固定的特性或本质作为普遍的东西归于一些特定的人群。

把任何文化的分类编组加以模式化的基本原则,都是在用本质主义的方式进行运作。

取代本质主义的最好方法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典型的建构主义观点可以用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话总结如下:“女人不是生为女人的,女人是变成女人的”。

——《文化研究导论》第142-143

 

因为本书是在“文化身份”这部分集中介绍本质主义的,所以特别强调了本质主义在“特定人群”中的体现。其实,这个词也可以换成“特定文学”或者别的什么。如果这样理解,本质主义就是一种思维方法,凡是把固定不变、模式化的“特性和“本质”归于一个对象,这就是本质主义。在文化研究领域,反对本质主义的主要原因是要维护差异,承认人们的身份的多样性。同样道理,在文学理论领域反本质主义、倡导建构主义,也是出于维护文学的多样性、差异性的考虑。

关于本质主义及其和建构主义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说明如下。

1、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不是文学本质论的代名词,不是所有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都是本质主义的,文学本质主义只是文学本质论的一种,是一种僵化的、非历史的、形而上的理解文学本质的理论和方法;

2、对于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反思并不必然导致反本质主义(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反本质主义不是对本质主义的反思,而是否定一切关于本质的言说,彻底否定本质的存在,是反本质的主义。最有建设性的反思本质主义的理论是建构主义的理论。我不是反本质主义者,我是建构主义者。

3、建构主义反对本质主义,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本质的言说。建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并不完全否定本质,而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社会文化的建构,是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建构,我们不能在这些制约语境之外谈论对文学本质的建构;而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则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先验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是独立于建构之外的实体。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即使承认历史上的文学本质理论从来没有达成一致,也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因素“遮蔽了”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质仍然像石头一样“客观”存在着,只是没有被发现罢了。换言之,即使没有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文学的本质仍然客观存在着。比如许多人就认为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工具的文学本质观就是对于文学真正本质的遮蔽和歪曲。

对于理解建构主义文学理论,下面几点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它认为文学的本质不是实体,而是人的建构,这意味着离开人,离开人的建构行为,文学的本质就不存在,不是本质就本来在那里,只要方法得当就可以发现(获得关于文学的“绝对真理”),而是离开建构就不存在本质。就连“文学”这个概念也是这样,没有建构行为就没有“文学”这个东西,可以有大量的文献,但是这些文献不叫“文学”;

其次,紧接着上面第一点,我们说,建构主义文学理论之所以不同意文学本质是脱离人的建构行为的实体,还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文学”不是前人流下来的所有文献(这是前文学时代的泛文学观),而是用“文学”的标准圈出来的部分此类文献,而这个“标准”,实际上也就是关于“文学”的定义,只能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建构(参见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它一方面后于被它筛选、研究和编辑的文献,另一方面又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产生规约,产生出符合自己标准的文学作品来。因此,每一种文学的本质理论实际上都可以找到证明自己的例证(比如,的确存在大量阶级斗争工具的文学)。因为它正是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的建构物,是建构的建构。

第三,建构主义文学理论认为,关于文学本质的建构行为必然处在特定时空中,而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之中,它因此必然也只能从特定的立场、视角出发建构文学的本质,因此这个立场和视角必然是有局限的,这就是尼采用以颠覆形而上学的所谓“透视主义”(视角主义)。人不可能有不受限制的视角,即所谓的全知全能的视角,只有人自己虚构的“上帝”才有。全知全能就不是是视角了。

第四,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否定文学本质的建构可以脱离人的建构行为,但是并不认为它是完全主观的和随心所欲的,这是因为这种建构行为是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制约的,而制约这种建构行为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时代的人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建构文学的本质。文学本质的建构行为必然以人为转移,但却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无论是阶级斗争的文学本质论还是审美的文学本质论,都是在客观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之下出现的。

第五、建构主义既然否认文学本质是建构而不是实体,因此,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建构就没有什么对错的绝对标准,即不可能在认识论层面上找到这样的“对错”标准来判定何种建构为真何种为假。因为这个“标准”本身也是建构,而且只能是建构,同样也陷入在历史、社会、文化、权力等等的网络系统中。指出这点的目的是什么?是调整我们的研究范式:首先,从认识论转向价值论,其次,从认识论形而上学转向知识社会学。换言之,我们不应该去问到底那种文学本质观是真理,是对于文学“客观本质”的正确揭示,哪些是谬误,是对于文学客观本质的遮蔽。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目的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为什么取得了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枪毙?原因是什么?

第六、应该用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来补充建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对话主义同样是对本质主义的反面,对话的必要性本来就来自这样的认识:不存在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只存在对于文学的各种言说,各种言说谁也不能认为自己的绝对真理,否则就不需要对话。但是对话的另一个含义是:建构主义不等于孤立主义和虚无主义,各种文学言说虽然都不能自诩为真理,但也不是绝对无法对话,甚至也不是绝对无法达成“共识”。只是这个“共识”仍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仍然是建构而不是实体,因为一则对话本身也受到历史的限制,同时,新的关于文学的言说还在源源不断产生,进入对话行列。或者说,我们需要对话,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实体化的文学本质,否则我们就可以像举着石头一样举起文学的本质,说:“看吧,我找到文学的本质了,你们还争论什么!”如果每个人都举起自己手中的石头,结果只能是暴力冲突而不是理性的对话。在文学观念多元化的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是制定诸多文学理论之间的对话规则,努力在如何对话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不是选择一种文学理论作为“绝对真理”。关于文学理论的这种对话规则实际上就是民主的文化商谈机制,它要警惕的是某些文学理论挟持一些非学术因素(比如权力和金钱)不通过对话就宣告自己是绝对真理,别的全部是谬误,剥夺别的文学理论的发言权。达成这样的公式我以为是相对容易的,比大家一致同意那种文学理论是绝对真理要容易得多。如果对话的结果是大家高度一致地同意某种文学理论,而且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思考,那么,这种文学理论不妨在此时此刻被称为“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是共识意义上的“真理”,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真理”,是对话对出来的,而不是上帝或别的什么权威塞给我们的,是以后还可以持续质疑的,而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再可以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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