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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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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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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隐私的公共化的危害(下)  

2009-03-03 10:31:00|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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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更加深入地认识大众传播在公共性的建构或者遮蔽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引入一个概念,即媒介化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ity)。所谓媒介化的公共性是与非媒介化的公共性相对的。非媒介化的公共性是指直接建立在面对面的口头交往或直接感官接触基础上的公共性(比如在公开场合的集会游行或者演说、讨论),它的前提是公众的直接在场和直接见证、直接参与,他们有一个共享的物质性的公共空间。古希腊时期的公民集会所体现的就是这种非媒介化的公共性。但是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各种规训制度(它们的功能之一就是限制公众的聚集)的不断完善,随着传媒的发展,所谓可见性、公开性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传媒,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某个事件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今天,我们对于公共事件的参与和了解很少建立在我们的直接在场和直接参与上的,也就是说,公共性已经越来越脱离共享的公共空间,变得去空间化了(de-spatialized)。所谓“去空间化”,是指在大众传媒时代,某个事件或某个个体的公共性(可见性)不再与一种“共享的物质场所”相关,它可以传媒被大量不在现场的人所了解,因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可称之为“被传媒中介化的公共性”或“传媒化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常常独立于、不借助于公众的直接在场(比如参加超女活动的网络公众就是不直接在现场的公众)也就是说,个体不必直接出现在公共事件的现场就可以通过传媒的报道而参与这种公共事件、分享其公共性。汤普森说:“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事件或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公共性(可见性)不再直接与对共同场所的分享相联系,因此事件或个人能够获得一种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不受他们能被许多人直接看到或听到的限制。”[1]公共性已经变得越来越与由大众传播技术创造的新可见性(公共性B)类型以及新公共领域类型相关,它几乎是没有空间限度的,它能够被无限多的、可能是处于私人化背景(如家庭)中的个体所感知和经验。大众传播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公共性类型,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经验公共生活、参与公共领域的条件。今天的公共事件几乎只能表现为传媒化的公共事件。

但是,这样一种媒介化的公共性既可能是实质意义上的公共性(亦即公共性A和公共性B的理想结合),比如被媒体大量报道的四川地震。这个时候,大众传播对于公共性所起的就是正面的作用,因为通过大众传媒的强力传递,大量远隔时空的人也能够了解本来难以理解的公共事件,并因此而获得了大大扩展了的公共性(今天的海湾战争、金融海啸、萨达姆审判等事件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共事件,在前大众传播时代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变得更加公开化并面向大量的接受者──虽然这些接受者并不在现场,也不曾目击事件的原始发生(一个专制 国家的暴君在今天的大众传播时代已经很难维持自己的统治,除非他完全隔绝和外界的交往,即使这样,其他国家的媒介技术也可以渗透到其“宫廷深处”)。也可能是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公共性(只有公共性A,而没有公共性B)。

但是媒介化的公共事件也可能没有实质性的公共意义,只有数量意义上的可见性和透明度,这就是“媒介化的私人事件”(mediated private affair),它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先发生在私人领域、具有隐秘性、和公众利益没有联系(缺少公共性A),但通过被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而获得了公开性/公共性(公共性B)。这种情况就是在今天的媒体时代成为重要文化症候的隐私公共化,它最经常地发生在一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各类明星身上(但也可能发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他们既深受其益(想想中国的明星们是如何炒作自己的私生活以提高知名度),也深受其害(想想戴安娜王妃的悲剧,以及所谓王菲李亚鹏女儿的“兔唇事件”、陈冠希等的“艳照门”事件)。

 

4以网络为依托的“艳照门”事件(与此类似的还有前段事件热炒的李亚鹏、王菲女儿的兔唇事件)是公共性的两个含义不重合的典型例子,它戏剧性地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改写了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含义,其后果既是对私人领域侵害,也是对公共领域的毒化。

一方面,私人艳照因其进入了公共媒体而获得了可见性,丧失了不可见性,就此而言,它获得了可见性意义上的公共性(公共性B)。私人领域的这种公共化表明私人隐私进入了公众媒体,成为公众话题和媒介事件,失去了其不可见性和隐蔽性,不再成其为“隐私”,并因此而侵犯了私人利益(陈冠希的辩护是有法律依据的)。“隐私”之所以是隐私,就在于它是隐(不可见)的和私(私人所有)的。一旦被曝光就不再是隐私。所以,侵犯乃至摧毁私人领域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公共化,使之不再具有隐蔽性和私人性。许多和明星隐私相关的私人事件多属于此类情况。比如前段时间媒体爆炒李亚鹏、王菲女儿的兔唇事件,还有此次的艳照门事件,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另一方面,本来应该关注、谈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公共问题的媒体,因其热衷于上传艳照、炒作艳照内幕、披露明星隐私、炒作明星绯闻而远离了真正的公共性问题(比如弱势群体政治权利的维护问题、政府官员的滥用职权问题等等)。这实际上就是大陆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整个世界——目前的状况。例如,大陆媒体由于种种原因曾经长时间内不能报道和谈论“非典”,致使“非典”发展到失控状态,严重危害了公众利益;在比如,大陆媒体至今也不能深入反思和讨论“文革”和“反右”问题。

这表明,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与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是同步进行的,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其结果不仅是侵犯了私人利益,同时也毒化了公共领域,使之伪公共化,使公共领域徒有“公共性”之名而没有公共性之实。这实际上是对公民权益的严重侵犯,因为这样一来,公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领域得不到保护,损害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不能得到媒体的应有关注,无法成为公共事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艳照门”事件不仅是私人领域的危机信号,同时也是公共领域的危机信号。它表明了在我们这个畸形的消费社会,一方面是无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的媒体和无聊的大众对明星有着变态的兴趣,他们的政治热情急剧减退,而消费明星的兴趣却疯狂增长;另一方面,我们的新闻审查制度和我们的言论限制使得媒体和百姓都不能谈论真正重要的公共话题,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中国人的政治冷漠和消费热情在某种意义上是官方故意和乐于看到的,甚至是他们故意引导的。两者共同促成了艳照门这个伪“公共事件。”

 



[1] J.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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