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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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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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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导读  

2008-01-23 17:12:00|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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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导读 [1]

 

 

阿伦特是一个杰出的关于开始的理论家(theorist of beginnings),她的所有著作都是关于“未曾预料之物”(tales of the unexpected )的故事——不管是关于极权主义的新恐怖的故事,还是关于革命的新黎明的故事。对于人类创新能力的反思贯穿了她的所有思考。[2]

阿伦特重视被现代社会所忽略、遮蔽或误解的经验,其方法常常是通过做出新的划分,而这些划分常常是三分的,好像二元对立的二分对于她的智力想像局限太大。《人的条件》充满了区分:

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

权力(power),暴力(violence),力量(strength)

地球(earth),世界(world)

财产(property)与财富(wealth)

阿伦特进行这样的区分的目的是什么?是恢复古典的政治内涵,纠正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种种对于政治的误解,特别是马克思的误解:通过劳动和工作的术语来理解政治。

阿伦特著作的艰涩和持久魅力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她同时在作许多的事情(同时在思考和阐释许多问题),各种思想的线索相互缠绕而无法在初读的时候梳理清楚,而且即使在反复的阅读中也能够产生惊奇之感。但是有一件她没有作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她没有像传统所理解的那样写政治哲学。阿伦特认为,柏拉图以来的所有政治哲学家的错误在于忽视了政治的基本条件:政治是在复数的人类中间进行的,其中每个人都能够行动并开始新的东西,这种互动产生的结果则是偶然的和无法预料的,“实际的政治事务隶属于众人之间的约定(the agreement of many),它们从来不是存在于理论思考(theoratical consideration)或某一个人的观点中。”(阿伦特原文)

所以,《人的条件》不是一本政治哲学的书,甚至其中的很多部分粗一看根本不是关于政治的。对劳动、对工作、对现代世界的分析,与其说是关涉到政治,不如说关涉到政治的背景(the setting of politics)。即使是对行动的分析,也只是部分地和专门意义上的政治行动相关。《人的条件》出版后,阿伦特曾经把本书描述为一部她激化中的更加系统的政治理论著作的绪论。因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就是行动”,因此首先必须划分清楚行动和劳动以及工作的区别。而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对三者的现象学区分,它是本书的最明显的组织原则。劳动:对应于作为动物的人类的生物生命;工作:对应于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建设的人工的客体世界;行动:对应于我们作为诸独特个体的复数性。

人虽然从艰巨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了,但是自动化却正在导致“劳动者社会中的失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职业全部被理解为谋生之路。一方面,太空时代表明人类自由地超越了自然,作为现代科学“摆脱自然”的结果,人的创新能力质疑了所有的自然限度,使得未来变得惊人地开放;但是另一方面,阿伦特也追溯了人从“世界的异化”(alienation from the world)。现代的自动化社会沉溺于更加有效的生产和消费,这又鼓励我们现代人像被自然法则控制的动物那样去思考和行为。

人化动物(human animals)意识不到自己的能力和责任,他们并不适合于看管威胁地球的力量。这种断裂也表现于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分析:作为一个虚无主义的过程,极权主义的动力是下列信念的荒谬组合:一方面是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陶:这主要归功于科学技术的成就,它极大地强化了人的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相信人类只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法则控制的动物而已,个体在这个法则面前是无足轻重的(陶:动物化的结果)。《极权主义的起源》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关系,而《人的条件》的主旨之一,就是思考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关系,其结论是:马克思通过劳动和工作的术语,致命地误解了政治行为的本质。

在阿伦特看来,把政治行为理解为制作某种东西(making something)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制作(即工作)是艺人(匠人)从事的事情――强使物质材料与其自己的模式一致,原材料在生产过程中是无言的(has no say),为了尝试创造(create)一个新的社会或创造(make)历史,被当作原材料的人类同样是无言的。谈论(大写单数的)“人”(Man)制作(make)他自己的历史是误导性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大写单数的)的人。阿伦特强调:是“人们(men)而不是人(Man)生存于地球,居住于世界。”把政治理解为制作(making)就是在理论上忽视了人的复数性,在实践中对个体进行强制。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就继承了这种对于政治的错误理解。自从柏拉图以后的西方政治哲学家反复通过这种方式书写政治,这种方式系统地忽视了人类政治的最重要特征——人类是复数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开始新知觉、新行动的能力,他们不适合一个整齐划一的、可以预言的模式,除非他们的政治能力被摧毁。《人的条件》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通过重新发现和阐明这些被忽视的人类能力,来挑战这个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

虽然马克思用工艺的术语来谈论创造(making)历史,但是阿伦特认为他实际上是依据与动物更加接近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也就是劳动)来理解历史。他的人类历史观是把人类历史看做一个可以预言的故事,一个关于一个种类的集体生命过程的故事,而不是关于独特的、人化的个体的故事。作为种类的人类生命淹没了个体,这个景象使得阿伦特深为震惊。她发现这是现代社会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象,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关切统治了政治和人类的自我意识。这样,对于“劳动者社会”(laborer society)的兴起的解释成为此书的第二个主题。

这个关于“社会”的主题是本书最富于争议的主题之一,有些读者批评阿伦特对于社会关切(social concern)的贬义使用,同时假设在批评顺从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时候,阿伦特在呼唤英雄行动。这样的解读忽视了本书的复杂性,因为它的另一个主题之一就是行动的危险。这种行动启动了超越于行动者的控制之外的过程,包括促发现代社会产生的那个过程。处于阿伦特的分析中心的是这样的观点:对于持久的人类世界的文明化生存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为我们的道德生活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世界像桌子那样把人们联系起来又分离开来,只有那种与“他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共享一个共同世界的经验,才能使我们全方位地看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意识。没有它,我们就被驱回到自己的主观经验之中,在其中,只有我们的感情、欲望和需要才拥有现实性。

几个世纪以来对于人类世界的主要威胁是经济的现代化,它使得世界动荡不安。马克思认为它是历史过程的不可避免的部分,而阿伦特则认为它是偶然的人类行动的意料之外的结果(unintended effects of contigent human actions),特别是宗教改革过程中大量征用教会和农民财产的结果。世袭财产一直是文明化世界的主要堡垒。征用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具有稳定财产因而也有稳定生活的农民成为散工(day laborers),纯然为身体需要而挣扎。其次,稳定的财产(paoperty)转化为流动的财富(wealth)――资本,人们被卷入了加速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其有害结果是:由于这些消费的关切进入了公共关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而不是隐藏在家庭的私秘空间(如以前那样),其代价是世界的毁坏,以及不断增长的依据消费欲望理解自己的趋势。依据阿伦特对于当代社会的诊断,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过于深陷于消费之中,以至于不能对于人类世界负任何责任,也不能理解自己的政治能力。无思想性(thoughtlessness)——它是和公共世界的消蚀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

对于动物化的劳动者的分析、对于社会的分析,使得本书的作者不受“左”派的待见;但是它对于行动的解释又给了其他激进主义者以希望和鼓励,包括公民权利运动。

阿伦特对于人的条件的解释提醒我们,人类是这样的创造物:他在开创(starting things)的意义上,在引动事件之链(sitting off chains of events)的意义上行动。不管我们是否理解其意义,这是我们一直在作的事情,其结果则是人类的世界和地球本身均被我们自己造成的灾难所毁坏。她在现代社会发现了一个荒谬的处境:在其中,人的行动促发了激进的经济过程,同时,人越来越把自己视作是社会经济力量之流中的没有希望的流离失所者。她认为这两个倾向与公众对于经济活动的关注越来越强烈是相关的,这种经济活动在传统上只是家庭中的私人事务。

由于权力和责任之间的裂痕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巨大,所以,阿伦特对于人类行动能力的提醒以及她“想想我们正在做什么”的尝试是十分及时的。但是我们不要误会好像阿伦特是在呼唤人性的重新高扬并有意识地规划我们的未来。这种准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的麻烦是:不存在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负责任的“人性”。人类是复数的、必死的,正是人类条件的这些特征既赋予了政治以神奇的开放性,又赋予了政治令人绝望的偶然性。

《人的条件》中最令人振奋的部分是对人类出生和开始的奇迹的提醒。与海德格尔强调我们的必死性相反,阿伦特认为:人类事务中的信念和希望来自这样的事实:新人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个世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创新的主动能力,这种创新的主动性必将打乱和颠覆此前的行动所启动的一系列事务。她把行动说成是“人的神奇能力”,指出:在人类事务中,期待那些不可期待的东西是非常合理的,新的开始即使在社会似乎已经停滞的情况下也不能被完全排除。政治的不可预测性在此书出版以后得到了极大的证实(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垮台)。1989年的革命是典型地阿伦特式的,它证明了她的解释:一旦人们开始“齐心协力的行动”,权力如何能够仿佛从无何有之乡突然涌出,也可以出人意料地从显得是强有力的政体中消失。xvii

但是,如果阿伦特对于行动的分析是黑暗时代的希望信息,那么,它也带有警告。因为行动的神奇的不可预测性的另外一个方面是缺乏对于事件的控制。行动使得事物运动起来,一个人甚至对于自己的创新的结果也无法预测,更不要说控制那些公共领域的群体行动的结果了。这样,行动在其深层意义上说带有不可预测的结果,它的结果可能最后被证明与行动者原初的意愿相反。正是复数的行动者中间发生的行动的偶然性,使得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一直试图用一种制作/创作艺术品的政治模式来替代行动,追随那个发现了理想模式且使自己的被动的子民隶属于它的“哲学王”,为理想社会而设计的模式框架一个个出台,在其中,每个人都服从作者的蓝图。乌托邦的令人吃惊的贫乏来自于乌托邦中缺乏任何的创新可能性,任何复数性的空间。

补救行动之困境的几种方法是:其一是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这样就可以打乱程序,或者在另一个方向上启动政治。但这种方法本身并不能使不可预测的未来变得更加保险。只有人类的宽恕能力和承诺能力能够部分解决这些问题。复仇只能导致更多的复仇,只有宽恕才能打破这个链条。但正如阿伦特指出的,没有人能够宽恕自己(no one can forgive himself):只有他者的不可预期的合作才能做到这点,而且有些恶是不能宽恕的。

这样,另一个处理复数创新行为之不可预期之结果的方法,是人类作出和坚守承诺的能力(human capacity to make and keep promises)。对自己作出的承诺没有可靠性,但是当复数的人为了未来聚合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他们中间创造的契约把“可预测性的岛屿”(islands of predictability)扔进了“不稳定的海洋”(ocean of uncartainity),创造了新的确信类型(new kind of assurance),使得他们能够集体地实施权力。契约、合同、机构即属此类。它们可能很可靠(如美国宪法),也可能根本不可靠(如希特勒的慕尼黑公约)。没有哲学家想像的那么可靠。

阿伦特以称颂行动而著称,但是她对行动的危险的关注、对于人类的创新能力所创立的、今天已经处于失控状态的种种程序的关注,也是同样突出的。当然,她不认为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动物,我们还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可以通过创新来打乱程序,通过协议使程序处于控制之下。但是除了对于由进入自然的行动(action into nature)所不慎地设立的程序进行控制具有物理上的困难外,她还提醒我们复数性本身导致的政治问题。原则上说,如果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我们就能够实施巨大的权力,但是在复数的人中达成一致意见很困难,而且永远不能免于其他行动者的扰乱性的创新行为(the disruptive iniatives of further actors)。

新千年之际,我们唯一能够预言的是:虽然已经启动的过程还将延续,但是新的未来将成为无数人类开新行动的舞台,这种开新行动超出了我们的现有想象。

 



[1] 《人的条件》初版于1958年,当时没有卡诺万的“导言”,1998再版时加上了卡诺万的导言。本导读即依据卡诺万的导言编译。

[2] 依照这个说法,阿伦特把极权主义的新型恐怖也列入了“未曾预料之物”、“开始”、“创新能力”的范围,开新能力和未曾预料之物并不见得是道德上善的能力或事物。这说明阿伦特政治理论的非道德化倾向。政治是开新行动,但却可能给人类带来恶。政治和行动都不一定必然产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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