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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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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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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学生问之三  

2007-07-06 20:53: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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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学生问之三

学生:在讨论文学理论的学科边界以及最近的于丹与十博士之争的现象中,您都运用了布尔迪厄的理论,请问您认为他的社会学理论在您对中国当今现象的分析中有何启发?

陶:我是用过布迪厄的理论来分析一些文化现象,包括于丹,但主要还是用在自己对于文艺学知识生产和文艺学学术史的理解上。在我新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导论”当中,我的思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布尔迪厄的启发。就文学艺术的研究而言,布迪厄对我的最大启示,就是打破了文学艺术自主自律的那个神话。布迪厄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关于实践的一般理论,这个实践包括文化实践,主要就是指文学艺术。在这样一个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实践理论当中,他突出强调的是文化实践的利益牵连以及文化利益的特殊性。任何实践一定都和利益相关,不管什么实践,不管它多么强调自己的超利益性――文艺活动就是这样的实践。我们能够理解经济活动跟利益相关,但我们往往不能理解文化活动跟利益相关。这是因为文化活动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和经济活动的所谓“差别”来建构自己的,超功利性本身已经成为它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知识分子一谈到文化就不谈利益,因为文化是所谓超越利益的。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厉害的地方(当然也是有争议的地方)就在于他要建构一种关于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构关于文化的超功利神话。但另一方面,布尔迪厄不是庸俗的经济主义者,相反他很警惕他的理论陷入僵化的经济主义。所以,他要探讨文化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不同,为此,布迪厄发明了比如“象征利益”、“符号权力”、“象征权力”,“语言权力”、“符号资本”、“文化资本”、“超功利的功利性”、“颠倒的经济”等术语来建构他的文化经济学,意在突出文化的功利性是一种存在于超功利中的功利性,区分文化经济与其他经济的不同。

 

学生:这个理论很有意思,能否举例说明?

陶东风:比如说,布迪厄讲文化生产是一个有自主规律的和自身游戏规则、奖惩规则的一套实践。在文化领域里遵循的利益规则不同与经济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恰好相反的。在文化领域里,越是声称自己追求利益,或者你的活动直接是以市场为目的,以取媚于权力为目的的,那么你在学术圈内就会越受贬低和排斥。这就是所谓“颠倒的经济”或者“赢者输”,你可以说,颠倒的经济毕竟也是经济,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颠倒的经济是颠倒的经济,重点在“颠倒”二字,它不是指赤裸裸的经济法则。我觉得这个理论对于我来讲很有启示,因为我在反思中国的那套文学制度理论的时候,发现它是有功理性在里面的,但是这种功利性不是赤裸裸的,而是打着超功利的面目的。也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进行历史分析。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出现了一个相对自主的文化生产领域,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研究领域。但在此之前是没有的。所以,布迪厄的理论在应用的时候是要警惕的、小心的,他那所谓的赢者输、颠倒的经济,放在“文革”是不适用的,文革时候没有这种现象,比如你跟姚文元走,那么在学术圈就不仅不会受到排挤,反而一赢俱赢而不是赢者输。你跟主流政治越紧,学术上也越显赫。所以那个时候用布迪厄的理论是不合适的。

布迪厄理论的建构主义视野也很值得借鉴。建构主义强调本质是建构,文学也是建构。它的反义词两个词,一个是本质主义,一个是相对主义(或激进的反本质主义)。有人说我文学理论走的是一条反本质主义的路,实际上这是对我的一种误解,我走的是一条建构主义的路,而它的理论源头很大程度上就是布迪厄的理论。在建构主义看来,文学既不是完全没有本质,也不是有一个客观的、固定的、无条件的、先验的本质。前者是彻底的相对主义,或彻底的反本质主义;后者是本质主义。这两者跟建构主义都不一样。建构主义首先反对文学有一种非人所建构的绝对本质,强调任何关于本质的言说都是建构,而不是一个离开了建构也存在的实体。文学的本质不是土下面埋的一个宝,你只要方法正确一挖就能挖出来,这个“宝”是大家都能承认的,不是这样。建构主义认为,你挖“宝”的方式(怎么挖)、目的(为什么去挖),决定了你挖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宝”。因为建构活动牵扯到人的利益以及他所处的语境,牵涉到他所受的各种限制,等等。但是为什么说建构主义的立场又不是彻底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呢?你建构你的文学本质,我建构我的文学本质,不是完全相对的、完全主观的么?不是。我刚才讲了,一个人是在特定的条件制约下去建构的,这些制约因素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制约因素使得你的建构不可能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没有限制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常常会建构出一种相对稳定的关于文学本质的说法。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普遍本质,但它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处于主流的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说法。比如说,在改革开放,“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样一种说法是主流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是自主自律的”这样一种说法是主流的。这两套东西都是建构的。但是,我们难以想象在“文革”的时候会建构出只有今天才能够建构出的文学本质理论并成为主流。当然,也可能有人会建构出来,但它一定是被压抑的,一定是被排斥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文学研究不应该问“什么是文学的本质”这样一个本质主义的问题,而是要问“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建构出了什么样的本质”这样的问题。前者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后者才是一个真实的、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特定时期的文学界说(“文学就是战斗”,“文学是极权主义的敌人”等)本身是价值判断,表达一个人或者群体的信念、信仰。文艺学的任务是把它转化为知识论问题。

学生:陶老师,我觉得刚才的观点和你的一些文章中对赛义德的批评有一点不一致。您批评赛义德的时候,说他不能解释什么是东方,他只能批驳东方学家的“东方”是对东方的歪曲,但是您刚才又说不应该问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而是只能说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下什么样的文学定义站到了历史的主流,我觉得赛义德就是以您的思路回答了您刚才的问题。

陶东风:你问得很好,我再补充一点。各种关于文学或者关于东方的言说都是建构,没有哪一种揭示了文学或者东方的绝对本质,因此,我们在提出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建构了什么样的关于文学或东方的观点后,还要分析各种关于文学或东方的言说之间的力量关系,或者说,对文学或东方的呈现哪一种是强势的再现,哪种是弱势的再现。这种强势的再现如何压抑了弱势的再现,它用什么方式压抑了弱势的再现。在做完这样的分析后,我们的任务是努力营造一个让各种各样的关于文学或东方的言说自由存在、自由发展、自由竞争的公共话语空间。我们要营造一个让各种关于文学的陈述自由竞争、自由发展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说,文学理论需要的是一种程序正义,而不是人为地确立一种实质性的关于文学是什么的权威叙述。所谓程序正义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关于文学的说法由于得到了很多这个集团那个集团的支持,所以变成了一种独霸文艺学实践的一种声音,这就是程序不正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分析的是关于文学的不同言说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平等共存的对话关系,关于东方的各种言说之间有没有一种平等的共存关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哪一种关于文学或东方的话语成为支配下的霸权话语取决于不同国家的不同语境。比如在美国的一种关于东方或文学的话语在中国可能恰好是边缘的被支配的话语。比如说,在美国学术界,赛义德批判的关于伊斯兰的见解是占主流的,但是在伊斯兰内部、对他自己的人民形成压迫作用的,恰恰不是这套理论,而是把伊斯兰美化的那一套理论。中国本身也是一样,中国本土占主流地位的关于中国的一套说法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那套说法吗?不见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你不能理所当然的认为在美国学术界占主流的关于伊斯兰的理论在伊斯兰本土也是占同样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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