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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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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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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学生问之二  

2007-07-06 20:27: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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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学生问之二

学生:有人说您是国内文化研究的代表之一,您关于文化研究的观点,特别是涉及文化研究和文艺学关系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比如,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有人认为文化研究就是原先的庸俗社会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陶东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现在是文艺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文化研究近年来的兴盛并造成了对文艺学的冲击。

现在对文化研究的一个严重误解就是文化研究等同于传统的文艺社会学甚至庸俗的社会学批评、政治学批评。这样的指责很多。很多人认为,我们好不容易走出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现在文化研究动不动就是谈政治、谈权力、谈阶级,这不是倒退么?这样的指责不是很准确,又有它值得同情的理由。理由之一是很多人对于文革时期那种使人大倒胃口的庸俗社会学批评还心存警惕和反感,担心回到过去。考虑到历史的因素,这个担心可以理解。理由之二是有些文化研究的确做的不好,和原来庸俗社会学差不多。理由之三是很多学者对“政治”的理解是比较狭隘的,似乎政治就是政治家的事情,就是党派权力斗争。

 深入一点了解文化研究就会知道,文化研究和庸俗社会学是不一样的,而且文化研究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庸俗社会学,特别是简单化的经济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上的。这一点了解文化研究常识和历史的人都知道。威廉斯是文化研究理论的奠基人,但是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有很强烈的质疑。后来很多对文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的人,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赛,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等等,都对马克思的这套决定论有强烈的反省。另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也是这样,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而我们原来的庸俗社会学就建立在这样一套庸俗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基础之上。特别是到了80年代后,文化研究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偏离阶级分析、偏离决定论、偏离本质主义。

 

学生:那么,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中的所谓“内在研究”是什么关系么?是对立的么?

陶东风:所谓“内在研究”,我理解就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那种注重文本分析、文本解读的研究方法。它是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和模型发展起来的。它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很复杂,不是简单的对立。首先我们的承认,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符号学、语言学、形式主义有很大的关系,文化研究的源头里面就有这些东西。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三任主任约翰逊写过一篇文章《到底什么是文化研究?》,就讲到语言学对文化研究的影响,他分了几种文化研究的模式,其中一种就是叫“基于文本的研究”。语言学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最粗浅的意义上说,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形式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分析文化产品(同样被看作文本)的手段和方法,比如我们不仅可以对文学作品,也可以对于广告、时装乃至建筑进行文本分析。有些符号学家本身就在文化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比如罗兰·巴特)。但是从深层次上说,现代语言学对文化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动摇了传统语言学那套符合论的语言-真理观,后者认为语言和它反映的之间世界是完全吻合的关系,独断的真理观就建立在这样的符合论基础上。现代语言学动摇了这个东西,依据索绪尔以降的现代语言学观,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是吻合而是任意的关系,语言表意的基础不是能指和所指的吻合,而是能指之间的差异原则。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还要极端,认为所指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二是文化研究很关注主体性问题,而它的主体性观念和传统主体性哲学的一个根本区别是认为主体是语言文化的建构,不是先验的,不是本质化的,不是固定的。这个观点也是来自语言学的启示。受现代语言学的影响,文化研究认为主体性是建构的、流动的、杂交的。这在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中都有非常充分的表现。

学生:那么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呢?

陶东风:文化研究和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内部研究当然是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是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所建构的“审美城”,放弃了那种审美自主、艺术自律的观念,文化研究解构了审美主义、审美自律的这样一套理论,它非常突出政治性。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在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回避政治性,不谈政治性,而谈文本的快乐,谈语言迷宫,谈叙事方式,等等。文学的自律性成为一种主流的观念,与这种自律论相关的是认为正宗的文学研究是研究文学的审美本质,“内部研究”即使不是唯一的方法也是优先的方法。在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后,这种自律论的文艺学明显失去了没有解释当下的社会文化现实的能力。这样,固执地坚守原来的审美主义、文学艺术的自律论立场,就有问题了。我觉得这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文学研究对于文化研究有它的作用,它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文本分析方法、文本分析技巧。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工具箱”。文化研究并不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不分析文本,不分析文本的内在价值而只是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文化研究是没有学术含量的,文化研究也要做很多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的工作,只不过它要更进一步追问特定的文本为什么是这样构造的,它认为文本的构造方式本身不是自律的,而是有权力在起作用。用布迪厄的话说,语言不仅仅是沉思的对象,而且也是行动与权力的工具。以新批评为例,文学内部研究的分析方法是在文本的内部寻找其修辞和意义结构,如“反讽”“隐喻”“含混”“复义”等等。文化研究照样也要关注这些形式层面的东西,但是它会更进一步的说:这样的作品构造方式遮蔽了谁的视野、突出了谁的视野?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去结构作品?其中有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在起作用?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赛义德为我们提供的福楼拜对自己遭遇的埃及妓女的叙述,在福楼拜的叙述中,这个埃及女子总是沉默的,总是需要一个白人男性(即作者福楼拜)来替她言说。这种叙述方式浸透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它在政治上不是中性的。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研究所要做的,也是它超越文学研究的地方。我自己也希望走这样一条路,把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政治分析等等打通,但又不能做的很牵强。比如说我对大话文学的分析,我是试图要走一条文本分析(大话文学的语体)、意识形态分析(大话文学和犬儒主义的关系)、政治分析(大话文学与后全权主义)有机整合在一起的路子。这样的研究难度很大,它需要熟悉各个学科知识并对其加以熟练运用,但我觉得值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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