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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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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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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教程》前言  

2007-07-28 17:44:00|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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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教程》前言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历史性时刻,中国文化面临深刻转型,其最为重要的标志或许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繁荣及其对于整个思想-文化-学术图景的改写与重描。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于这种转型的反应集中表现为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对象的新知识领域――文化研究的兴起。

但毋庸讳言,与大众文化实践迅速占据整个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中心这个经验事实相比,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即是在今天仍然显得严重滞后。这点在现代社会人文知识生产的主战场――高校文科教育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果说,在我们的大众媒体中,关于时尚、广告、大片、选秀、明星、畅销书、肥皂剧、粉丝等大众文化现象的谈论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乃至被批评为“炒作”,但在高校的文科教育中,大众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却仍然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其合法性远远没有确立。以中文系(多数已经升级为“文学院”)为例。目前中国正式把大众文化研究作为必修课程的学校几乎没有,作为选修课程的也为数很少。与此相应,正式出版的大众文化教科书寥寥可数。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荒谬的局面:一方面,学生们平时接触的文化几乎全部是大众文化,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地、甚至程度更深地沉浸在大众文化的海洋中(唱流行歌曲,读三毛、琼瑶、金庸,看大片和通俗连续剧,疯狂参与各种选秀活动,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学习的课程中居然没有大众文化!

这一咄咄怪事充分显示出了大学人文教育的滞后,或许也间接说明为学生为什么普遍不喜欢上课。

学院外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对象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在中国(实际上也是全球范围)迅速兴起。无论高校的文科教学,特别是文学教育中存在多么强烈的抵制大众文化的力量,文化研究理论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降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运用于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以来文学知识生产的主要话语-理论资源之一。它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热潮,同时也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冲击,并引发了文化研究(批评)与文学研究(批评)之关系的重大论争。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许多不同于80年代的新特点,文化研究视野的引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中既涉及人文科学知识内部的更新问题,更不能回避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有中国本土的原因,也离不开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但是,中国本土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变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出现,无疑是最为根本性的原因。

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市场化、世俗化以及它的文化形态――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得整个中国文化地形图因之而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得中国知识界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魅力。一些研究大众文化的著作开始受到注意、逐渐流行。两本西方学术著作的接受史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一部是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本书以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书中对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形态与文本特征进行了通俗而简要的描述(比如平面化、消解深度、机械复制等)。此书中译本虽然在大陆出版于1986年,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关注。窃以为原因在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使此书得以流行的环境,换言之,中国的大众文化,特别是本土大众文化还未成气候。到90年代初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中国本土已经出现大众文化的兴盛局面(《渴望》的流行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这同时也刺激了学术界了解大众文化的热情。可以肯定,正是对大众文化这个新生事物的兴趣,激发了学术界对于杰姆逊著作的强烈需要。另一部是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此书中文初版于1990年。但是对于它的大量引用也是在1992、1993年以后。依据笔者的看法,其原因同样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学者迫切需要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来分析与解读中国当时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热潮。

此后,对于西方文化研究成果的译介开始成规模地大量涌现,其中绝大多数是大众文化研究成果。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至今,来自欧美学术界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译著,越来越受到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与研究生的青睐。与此同时,大陆本土的文化研究也在90年代中期左右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亮点。除了散见于各个刊物的文章以外,还有专门性的学术集刊出版。此外,还出现了两个文化研究网站。在此基础上,已经有人把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作为新世纪重建中国本土批评范式的主要话语资源,不同程度地运用到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并思考其给中国本土批评理论建设所带来的启示和新的可能性,出现了比较多的大众文化研究专著。

 

对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虽有不少学者已经不同程度地提及,但是大多零星而不系统,有继续深化认识的必要。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90年代市场化、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兴盛,成为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最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众所周知,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经一段时间的停滞以后重新起步、并通过一种变化了的方式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其直接的标志是92年底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转型加深、加剧。这一世俗化潮流同样也反映在文化艺术界: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等所谓“后知识分子”的大红大紫;各种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兴盛;“文人下海”、演员走穴等文化领域的商业化、文人的商人化倾向。这些现象的出现引发了90年代初中期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它的核心话题就是大众文化。可以说,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性话题的出场,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知识自身发展的纯自律的结果,毋宁说它是知识分子对当今的社会文化转型的一种值得关注的回应方式。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突然“崛起”、大众文化的全国性蔓延,这种种新的文化景观对人文学者提出了急需回答的问题,而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并突出跨学科性的文化研究在这方面恰恰拥有自己明显的优势。

其次,大众文化、特别是影像娱乐产业的兴起,文化的视觉化、图像化趋势,使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文化与意义的生产与消费中心。影视、广告、互联网、大众畅销读物等新兴媒体文化已经取代文学成为新的主导性意义生产载体,这个情形与上个世纪80年代非常不同。现实世界日益复杂化,新的社会形式、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层出不穷,对此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生产了“阐释的焦虑”,他们迫切需要能够解释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的新位置的思想武器与知识资源,而局限于内部研究的传统文学研究范式显然已经很难胜任这项任务。

第三,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与经济的日益融合,使得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技术、机构、实践、物质方面/层面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突出。众所周知,传统的文学研究比较多地集中于解读文学文本,分析文学生产的精神-观念属性以及作家的个体才能与创造力,而不太注重文学活动的物质的、机构的、技术的维度(实际上它不是把文学当作一种文化活动或文化实践看待,而是当作作品或产品看待)。这种研究范型随着新的大众媒介与大众文化生产的兴起而显示出了自己的局限性。因为大众文化生产的突出特点正是它的物质化、技术化与机构化(各种文化媒介机构与文化媒介人在其中所起了巨大作用),文化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产业,其物质属性、技术属性和商业属性变得越来越突出。我以为这一变化同样是文化研究兴起并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传统的文学研究一直不怎么关注文学艺术的物质性、技术性和产业性,也不怎么研究文化机构、文化媒介人等在文学艺术生产和传播中的作用。于是我们看到,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开始了对于各种文化生产机构的关注(比如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对于《新青年》的研究、对于《南方周末》文化版的研究、对于电视台的某个节目的研究等)。

第四,文化研究出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审美的泛化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从现象层面看,这个“审美化过程”集中表现于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特别是城市)的日益加剧的符号化趋势、“身体产业”(body industry)“美丽产业”(beauty industry)的兴起、城市环境(如广场与购物中心)的美化、各种城市娱乐活动的剧增等,而从社会结构层面看,它还是一个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的、经过大众媒介而发生的、体现于生产过程、消费过程与现实建构过程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审美化的结果导致了审美/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的缩小乃至消失,文艺/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诸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日常生活空间与场所。

如果说当代的审美活动、文学艺术活动呈现出明显的“外扩”趋势,那么,我们那套建立在80年代“自律论”基础上的文艺学话语则恰恰是“内敛”的。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新批评与形式主义等理论资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清算与告别“庸俗社会学”的急切心理与此类“内在研究”方法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它们共同塑造了文学研究的所谓“向内转”趋势。一时间,文学研究执著地转入对于文学的文体、叙事、隐喻、象征、原型、节奏等的研究,强调对于文本的细致分析和对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研究与把握。但是这种自律论的文艺学观念与方法面对90年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事实却显出了自己阐释的无力。笔者已经指出了在这种审美泛化的语境下文艺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必然性,指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呼吁重新建立新的文学-社会研究范式,弥补单纯的内部研究的不足。

第五,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参与意识的重新突显。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由于国内政治气候与国外文论思潮影响等多重原因,一度出现了对于文学形式的迷恋与关注,作家们热衷于编织“叙述的迷宫”,批评界则大谈所谓“文本的快乐”、“能指的狂欢”,文学创作与批评一度疏离了社会现实(所谓先锋实验小说与批评是其代表),淡化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经过1990、1991年的短暂冷寂,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引发新一轮经济大潮,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边缘化而开始重新认真思考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特别是自己在新的社会现实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开始得到强化,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职能。这种思考一开始集中于知识分子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关于“文人下海”的讨论是其标志),后来延伸到对于“市场化”、“商品化”、“大众文化”等问题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全球化等的反思,以及对于贪污腐败、道德滑坡、贫富分化、农民工权利保障、教育公平、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的关注。在这样的语境下,以强烈的政治性、参与性、实践性以及跨学科性为特征的文化批评,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利的视角与方法。

总之,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的出现与兴盛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限于文论内部的一种自我逻辑发展,而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与文论发展的内在需要共同促成的。假如不对于这些复杂语境予以认真的分析,就很难对之作出准确的评价。

我说这些的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无论是大众文化还是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对象的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是具有必然性的,大学的人文教育没有理由无视这个事实,人文科学的研究者也没有理由回避对它的回应。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大众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要文化形态,同时也成为大众,包括大中学生乃至小学生参与最多的文化活动形式,此乃不可否定的事实。作为以回应社会现实问题为根本使命的大学,没有理由不把大众文化纳入自己的教学和研究。

这是我们编写大众文化教程的主要动机。

 

作为教科书,我们基本上秉持客观的描述性立场进行写作,同时以传达众家之言而非一家之言为己命。我曾经在《我的教材理念》一文中谈到:大学教科书的任务不是讲授自己的一家之言,也不是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虽然彻底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但却不妨努力为之),而是综合众家之言、力求客观公正。就大众文化教材而言,我们的观点是:第一,它承担的任务不是或主要不是表达编写者(作者)个人的、当然也不是其他某个理论家个人的所谓“一家之言”,而是通过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把中外大众文化研究中最主要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和知识积累传达给学生,以便学生在学习完毕之后,能够对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状况和知识积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第二,我们尽管对大众文化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但是我们认为教科书并不是传达自己价值立场的地方,教科书应该把大众文化的历史发展、文本特征、接受方式和生产-传播机制客观地描述出来,让学生对之具有基本的了解,至于价值判断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做。这是教材和个人学术专著的根本差异。如果说个人学术专著追求的是作者自己的独创性理论发现,是真正的“一家之言”(虽然也免不了就特定问题作学术史的追溯,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发表自己见解),可以而且应该追求个体性和主观性,那么,教材的主要任务则是介绍别人的观点,如果说它也有个性,那么,这种个性就体现在选择哪些理论加以介绍、如何介绍上面(由于学术共同体对于哪些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观念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所以,这里的主观性是非常有限的)。换言之,教材本质上是学术史的一种,但由于它面向学生而不是研究者(特别是当它面向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它和一般的学术史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表述方式的通俗性,选择内容的精练性以及较强的理论概括性。就文艺学教材而言,它不可能像面向专业学者的文学理论史专著那样细致地钩沉中国或西方文学理论的史料发现与发展脉络,也不应该完全按照时间线索进行结构。它应该把有代表性、既得到历史上众多的理论家关注、又有极大时代意义的“理论问题”(比如“什么是大众文化?”)提炼出来,然后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言论精选出来,最后用客观、公允、规范且学生能够接受的教科书语言表述出来。如果说教材也有“独创性”的话,那么它的独创性就是这方面的独创性。教科书不是一家之言,不是判决书,也不是宣传册。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已经有太多的判决书和宣传册,大多的人在不怎么了解大众文化的情况下就开始义愤填膺地批判大众文化,声讨大众文化,或者兴高采烈地欢呼大众文化,拥戴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曾经长期处于批判席上、领奖台上,而不是实验室中。我们无意再编写这样的判决书或宣传册。

 

(《大众文化教程》一书由陶东风主编,和磊、贺玉高编写。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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