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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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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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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是“布道者”么?  

2007-05-12 16:40: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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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是“布道者”么?

 

陶东风

        

 

 

由“于丹事件”引发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尽管于丹对《论语》的解读被批评者挑出了很多毛病,但是为什么市场仍然选择了于丹?为什么大众接受了被认为是“心灵鸡汤”式的“心得”?仅仅是因为她的通俗和切近当下么?仅仅是由于于丹的口才么?恐怕不尽然。更值得追问的是,于丹的粉丝中固然有很多是看不懂《论语》原文的,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人是看得懂《论语》的,他们为什么还要去看于丹的“心得”?于丹的魅力难道仅仅是借助了大众传媒、发挥了她的杰出口才么?那为什么很多同样借助了大众传媒而且口才不在于丹之下的人,没有于丹火爆呢?

看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杨念群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很多人对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渴望,只不过大家活得都很累,把于丹版的《论语》当作一个消遣罢了。喝心灵鸡汤的人永远比吃典雅文化大餐的人多。这就像那些清宫戏,现在已扩展到唐宫戏了,如果你针对那些戏说的成份再说三道四地认为不符合什么历史真实,那就会被看作迂腐,因为‘戏说’本身就是个大众消遣的形式,它作为时尚产品,其运行规则与真实的历史无关,你偏要去把它装在学术的框子里去评价它,结果就是没人看,不遭骂才怪呢!”杨念群说,大家未必会想从于丹版《论语》中得到真正的古典文化的熏陶和国学熏陶,就像人们想从戏说清宫戏里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一样,也就无所谓正不正说了。(参见《“十博士联名倒于”学者发出理性声音 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16日)我觉得整个解释说明了一部分的原因,但却不是全部的原因。

在给予于丹的各种名号中,有“文化奶妈”、“学术超女”、“心灵按摩师”等等,相比之下,李泽厚的“布道者”说显得别具一格,发前人所未发。我个人认为,文化奶妈布道者的结合可能是最准确的对于丹的定位。换言之,于丹是一个奶妈式的布道者,或者也可以说,于丹是以布道者面目出现的文化奶妈,与一般的布道者不同,她特别擅长按照孩子的需要把经典调剂为可口的奶茶而不是难以下咽的骨头;但与一般的奶妈不同,她给孩子的时候却说是喂在真理。这就是于丹。

于丹曾经直言:《论语》就是“中国人的《圣经》”。那么,她应该就是《论语》这部“《圣经》”的布道者;但这并不妨碍她同时也是《庄子》或者其他什么“子”的布道者,因为在她看来,所有的经典都是一个主题:快乐。所以,与那些从一而终的布道者不同,于丹是一个没有固定信仰的布道者,任何适合于营销的经典都是她的“《圣经》”。

布道者笔下(或口中)的经典与学者笔下(或口中)经典的最大不同是,学者把经典当作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所以能够保有质疑和批评的心态;而布道者则绝对不会、也从来不会有这样的质疑和批判精神;而奶妈式的布道者和真正的布道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奶妈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者,对经典也并不抱有真正的虔诚,毋宁说经典只是她的调味品,她不是布道,而是借(经典)布心得这样,李泽厚的“布道者”说也只是说到了一点形似,他把于丹和美国的基督教牧师进行类比时忽视了两个基本差异:一是美国的牧师在布道时总是手里拿着一本《圣经》(信徒们也一样),念一段原文,然后进行一些阐释,这种阐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圣经》调剂成“心灵鸡汤”;二是基督教的布道者绝对不会既布基督教的道,也布伊斯兰教的道、布佛教的道,而于丹则布了儒家的道以后马上又去布道家的道去啦。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奶妈”式布道者是怎么布道并对大众进行催眠的。

和一般的经典研究者不同的是,布道者从来不会说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只是一家之言,从来不会怀疑自己对经典的阐释是否准确,相反,他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掌握着,是唯一正确的阐释师。所以,他从来不会在阐释经典时流露出因为经典的复杂深奥而引发的阐释的焦虑。于丹就是这样,她总是要反复告诫她的听众(实际上已经变成信徒们):相信我,我就是孔子或庄子的代言人。正因为这样,她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充满了独断的语气和句式,充斥着“就是”开始的判断句。比如: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于丹论语心得》)

多么典型的布道者的语言,没有疑问、没有犹豫、绝对正确、无可置疑、简单明快、直截了当。在《庄子心得》中,于丹的绝对化倾向愈演愈烈,比如她常常这样断言:“我们有什么样的眼睛,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于丹庄子心得》第24页)

在把经典绝对化的同时就是对经典的简单化。于丹深知:大众信徒(不是学者,也不是专业信徒)接受不了也不想接受深奥的东西,大众信徒需要的是简单的真理,越简单越好。所以,一部《论语》在于丹的口中和笔下被调剂成了“心灵鸡汤”和速食快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只要张开嘴巴,“奶妈”保你满意,因为一个好的“奶妈”对大众的口味和消化能力了如指掌。

所以,在《于丹论语心得》的开篇,于丹就这样安慰她的大众信徒: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是上面说的“快乐哲学”。又简单又能让人快乐,多好的事啊?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论语》真的只是一部教大家怎么找乐的书吗?非也。《论语》固然有于丹所描述的关于自我完善和内心快乐的内容,但它的“真谛”,却绝对不是简单地“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论语》不是关于心灵的“快乐书”。《论语》之所以成为不朽经典,真是因为它的复杂和深奥。作为文化的普及者,我们可以把深奥的东西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出来,但是却不能肢解它,更不能歪曲它。正如有人指出的,《论语》决不仅仅只是传授“个人的内心快乐”的秘诀,《论语》还有大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除了积极进取、达则兼济外,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除了个人修身的《论语》,还有被书生用作仕途的敲门砖、被统治者用作为统治工具的《论语》……“《论语》是一部极为复杂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典籍,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作为工具毒害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加分析地一味地粉饰它,将它作为所谓的‘快乐书’,这与《论语》本身有很大的距离,还将导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房向东:《百家讲坛二题》,2007年3月29日《南方周末》)

一部《于丹论语心得》把简化术用得可谓栩栩如生。比如她还说:“中国人是讲究变化的。你看,盘古在天地之间‘一日九变’,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每天都在微妙地变化着。”但是我们要问:中国人不也讲究不变么?不是讲“天不变道亦不变”么?另外,西方人不也讲究变化么?不是有“一个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古谚么?

于丹又说:“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化身。”西方哲学不追求理性么?西方美学不追求庄严么?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我觉得追求理性和崇高恰恰是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特色。

最后,奶妈式的布道者除了绝对化和简单化,还有一招是媚俗化和煽情化,否则简单虽则简单,绝对虽则绝对,却会缺少必要的奶油和甜腻,显得素面朝天,与这个消费文化时代的大众趣味是不吻合。大众需要的是简单却似乎深奥的东西,还需要煽情。于是,在大大地把《论语》简单化、绝对化,断言其为一部“快乐书”后,于丹又开始了抹奶油的工作:

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神圣神圣,神基本上是接近天空的,是像李白那样的人;而圣是接近土地的,是像杜甫那样的人。

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在大地上生长的信念,他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而不是从空而降的。

(神于天,圣于地)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既有一片理想主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

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是务实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者。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

 

这就是说,“神于天,圣于地”相当于毛泽东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于丹既没有深入区别“理想主义”和所谓“梦想主义”,也没有区别“现实主义”和所谓“务实主义”,但是望文生义的大众可能直觉地赋予“梦想”和“务实”以贬义色彩,其实,梦想与理想之间经常很难截然划分,登月在以前可能是梦想,而在今天就是理想了。对于这个人是理想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可能是梦想。务实有时候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邓小平不就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么?我们的内政和外交方针不都是务实主义的么?

当然,于丹的成功除了自己的文本处理技巧和口才以外,另一个值得分析的因素是大众的接受心理。于丹借助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大众主流媒体通过心灵鸡汤加布道的方式解读、传授经典,既迎合了国学热潮流,更满足了公众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大众阅读期待心理。群众心理学的分析表明:群众需要的是简单明了的答案而不是需要独立思考的复杂问题,是真理而不是疑问,他们到讲坛是来解惑的而不是来求惑的。这和学者的接受心理是很不相同的:真正的学者是充满了独立思考精神的,是心中充满了疑惑也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他们希望挑战定论,也希望看到别人挑战定论。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别人制定好的绝对真理。所以,他们很难成为心灵鸡汤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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