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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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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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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真实中与后极权社会“反政治的政治”-…  

2007-05-01 10:26:00|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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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真实中与后极权社会“反政治的政治”

--阅读哈维尔之一

 

捷克前总统、著名作家和政治家哈维尔曾经认为,在后极权制度下,由于延续了专制体制,没有言论自由,因此,传统意义上(西方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是不可能的,人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没有可能建立反对党或提出自己的纲领,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后极权社会不存在反抗的政治。哈维尔认为,后极权社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不同于传统的专制社会,也不同于自由民主社会,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政治”概念来理解后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为此,哈维尔提出了“反政治的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等概念来描述后极权社会的政治,认为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并“为真正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土壤。”那些自命的政治家,即用传统的(指传统专制的或民主政治的)政治概念理解政治的政治家,常常不能理解这点。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活动在“生活的”领域:“后极权制度之内的政治空间在别处,制度的复杂操控与生活的目标处于持续的残酷对峙中,来得更为重要。”作为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思想家,哈维尔认为:生活——人的存在——比制度与结构更加重要,“一个好的制度,不会自动地保证一种好的生活,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发展出更好的制度。”这点尤其适合于后极权社会。他告诫政治家要“放弃传统政治原则与习惯的负担”,也就是不要用常规的政治思维(他们更加使用于常规的制度,如传统的专制社会或民主社会)来思考后极权社会的政治问题。在后极权社会中,“如果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经济政治模式,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源自社会的存在和道德的变化。”

在后极权社会中,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政治观点是不适用的。比如,在民主国家里,公开的政治辩论是常规的政治手段,但是在后极权时期的捷克鼓吹公开的政治辩论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十分愚蠢的。哈维尔大比方说:“说我们能不能认真地议一议我们该不该去改变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这根本算不上是个问题,因为目前根本就无法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们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时结束,变更何时开始。”

那么,在或极权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政治或者存在的政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哈维尔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这个重要的命题。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是急于哈维尔对于后极权社会意识形态新状况的分析。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假面化、虚伪化、装饰化和表演化是后极权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哈维尔通过一个蔬菜水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在洋葱和胡萝卜之间放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案例,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哈维尔问道:这个经理为什么这样所做?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 ? 他真的热心于联合全世界无产者么? 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目标和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水果店的生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哈维尔的回答是:“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的水果点经理从来没有思考过他帖在窗户上的标语,它们也不是用来表示他们的真实想法。”那么为什么仍然还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是“单位领导”的要求,是大家都遵守的规则,是虽然滑稽但是却不能不例行的公事,“如果他想拒绝,这可能带来麻烦。”他就会因此而被指控不忠诚,更重要的是,他的日常生活就会因此而受到牵连,这样,已经不被人们忠诚信奉的意识形态,虽然已经装饰化,但是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的生存已经存在密切的关联。水果店老板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生存就必须这样做。” 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效忠是实用主义的,它是一个“挡箭牌,保护水果店的经理免遭潜在的告密者”。意识形态不再是通过它的逻辑力量、道德感召力赢得人们的信奉,而是通过它所携带的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力而迫使人们表示服从。

在此,表示效忠(帖标语)已经成为纯粹的表演,但是却又是不能不反复进行的表演。水果店老板的标语的所指(我是一个听话的顺民)与它的能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经完全没有关系。虽然已经没有人相信,但是却不能不装模作样地表示效忠——因为它与生存之间的深刻联系,这解释了后极权时代意识形态的另外一个基本特点:人们是出于利益的计算服从意识形态,他们对意识形态没有信奉但是依旧不能冒犯,他不能不维持这种谎言。如果说极权主义时代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效忠是发自内心的(虽然从根本上说是被欺骗的或被实施了催眠术),意识形态通过征服人们的心灵信仰而发挥控制作用;那么,后极权时代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效忠就是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而迫使人们接受(或者至少不公开对抗)。这表明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采取犬儒主义的方式加以应付。哈维尔总结说:“意识形态是与世界联系的华而不实的途径。它给人们提供那种有关身份、尊严和道德的错觉,同时更容易地将他们和这些东西分开来,作为某种超个人的和客观东西的储藏所,它使得人们既向世界也向自己欺骗自己的良心,隐瞒自己的真实地位和他们不光彩的‘权宜之计’。它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又是给那些合法地存在于各处的东西表面上夸大的途径。”

生活在后极权的时代因此也就是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必须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意识形态把后极权社会中制度与个人的深刻对立掩盖起来,哈维尔一个著名的“意识形态”定义是:意识形态是“在制度和个人之间创造的一座辩解桥梁”,它的功能是“弥补了制度的目标和生活的目标之间的裂隙。它伪称制度的目标来源于生活的目标。”这样,制度对于人的统治的暴力和不合理性就被掩盖起来,这样,后极权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满谎言和虚伪的社会,把一切对于人的权利的剥夺都说成是“为人民服务。”“个人不需要相信所有这些玄妙的东西,但是他们必须表现得好象塌实们相信,或者他们至少得沉默地忍受它们,……然而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必须生活在一个谎言之中。他们不需要接受这个谎言,对于他们来说,接受具有谎言并处于谎言之中的生活便以及足够,由于这个突出的事实,个人巩固了这个制度,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是这个制度。”

认认真真走过场,正而八经说谎话。这就是后极权社会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现实。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哈维尔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这个著名的“非政治的政治”观。由于后极权社会是一个迫使人说谎的社会,所以,“生活在真实中”既是一个人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同时又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哈维尔说:“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尊严地生活下去,……我们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使用的是现有的、有成效的手段。”

从“生活的政治”“非政治的政治”等概念出发,哈维尔认为,对后极权社会中的“反对派”“异见分子”等概念都要进行新的理解。他比较了不同形式的政治反对派,指出后极权社会中的“反对派”的特殊含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维尔的下述观念:“反对派”可以指“任何产生间接政治效果的行为,也就是让后极权制度感到威胁的行为,实际上也的确让它感到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就是每一个生活在真实中的诉求,包括水果店经理拒绝在橱窗上张贴标语或写一首自由创作的诗。换言之,反对派就是任何一个以生活的目标超越制度设定的目标的行为。”这就是“生活政治”的含义:后极权社会的特点是不让人活得有尊严、活得真实,所以,任何想要活得真实、活得有尊严的人,都是“反对派”,他的言行必然具有政治性

相应地,关于“持异议者”也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它不一定是有系统的政治方案的职业政治家,而是任何一个坚持人的有尊严生活的人。哈维尔甚至反对“持异议者”这样的称呼,原因是“在我们的报刊中,‘持异议者’就跟‘叛徒’、‘卖国贼’差不多,但‘持异议者’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叛徒,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否定和背叛什么,相反,他们肯定他们自己的人性,如果他们真的否定了什么,那不过是生活中的虚伪和异化因素,即否定‘生活在谎言中’。”“生活在真实中”就是反极权,这就是“生活在真实中”的政治意义。可见,在后极权社会,一个人不是因为特别热中狭义的“政治”(做职业政治家)才成为“异议分子”的,而是每一个坚持生活在真实中的人、任何一个想要有尊严地生活、像人一样生活的人都会成为“异议分子”。过真正的生活就必然反极权,也就是说必然成为“异议分子”在此,哈维尔表达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后极权制度是与人性和人的真实生活为敌的制度,捍卫人性和真正的生活就必然反抗这个制度,也必然是“异议分子”。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所谓的“不见政见者”“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是一群做他们觉得该做的事的人,正因为这样,他们不得不处在与当局公开冲突的境况。这个冲突并不是他们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换言之,他们并没有着意作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作个裁缝或铁匠罢了”,“他们没有决心作‘不同政见者’。哪怕他们一天24小时为之工作,也不是当成职业,而是作为一种存在的态度。”这使得我们想起中国的“文革”时期,一个人想要本着科学精神进行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不允许的,因为它是和极权主义社会的“谎言世界”格格不入的。

哈维尔认为,“在真实中生活”这种生活的政治,是“独立的公民首创性”“不同政见者”或“反对派”此类政治运动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起点,“在真实中生活”涵盖面很广,且含糊而难以界定,所以,后极权社会到处是政治

当然,这种遍布生活的日常生活的政治也可能转化为政治组织政治活动,转化为“更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的工作。”但是它与其他的生活之间并无极为严格的界线,在同一人身上常常是二者兼存。它是“一座冰山浮在水面的十分之一部分”,有意识有组织的政治是从最广义的“在真实中生活”这种“生活政治”发展而来,是这个生活的清楚而具体的表现,“不同政见”也是逐渐从“社会的独立生活”中产生。

  从上述情形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以自己的方式参加健康的社会生活,但又并非都是“不同政见”面目出现,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不同政见者,“他们可能就是些作家,按自己的愿望写作而置官方的审查和要求于不顾,当官方出版社不予以发行时,他们则由地下方式发表他们的作品,他们也可能就是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或进行任何独立学术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过官方渠道,他们则通过地下方式散发他们的著作,或者组织秘密的讨论会、讲演和专题研讨班;他们也可能就是老师,秘密地把官方学校不允许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他们可能是牧师,无论是否任神职或被褫夺了传教的权利,也努力坚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可能是画家、音乐家或歌唱家,不顾官方机构对他们的看法,尽管去作自己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分享和帮助传播这个独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来代表和捍卫工人利益的人,致力使工会工作有真的意义或组织独立的工会;他们可能是大胆向官方呼吁,要他们注意不公正的事情,力争绳之以法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团体,竭力摆脱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而过独立的生活。这些人的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持异议者”的目的是生活在真实中,这个要求是每个个体的真实的要求,也是所有人的共同要求(个人的就是人类的)——而不是小团体的,“持异议者”决不代表特殊利益的团体,而是代表整个要求正常生活的人。“‘持异议者’运动的出发点并不是发明什么制度革新,而是于此时此地为更好的生活进行日常工作。” “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生活为自己所能够找到的政治组织系统将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容易遭到削弱的。”这句话非常重要,在制度化的革命条件非常不成熟的后极权时期,以真实的生活为核心的政治形式是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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