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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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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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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论革命  

2007-03-31 11:57:00|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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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论革命

 

阿伦特在《论革命》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断:“革命是唯一使我们直接地、不可避免地遭遇开始问题的政治事件。”革命就是在政治世界的开新,创造某种期待之外的东西。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社会契约理论的全盛时期,国家被认为具有确定的开始,那些超越常人的伟大开创者的有意识行动,开创了完全不同于的国家类型,与这个国家相比,此前的国家都是前政治的。法国革命之后,这样的思维方法受到挑战,被新的历史意识(它是十九世纪的重大标志)所挫败。它把历史看做连续的过程,没有确定的断裂或开始,是由和自然力相似的社会、经济、知识等力量所支配的,而不是由著名人物的深思熟虑的行动决定的。看起来是确定的行动和事件,实际上是地下力量的外在表达而已。革命本身不能本看做是历史的断裂,而是连续的、必然的过程的一部分,行动者被认为仅仅是这个过程的工具而已。这种对历史的阐释现在已经如此习以为常,所以当阿伦特坚持真正的、独一无二的开始的可能性,强调历史上的决定性的断裂和特定的人的重要行动的可能性时,不免使我们感到震惊。在这方面,她和社会契约理论家有很多相同点,而不同于十九世纪后的思想主流。

革命是人类创新能力、深思熟虑地建筑一个新的政治空间的能力的最惊人的例证。阿伦特要用“革命”这个概念,来反抗业已统治我们的政治思维和历史思维的、非人化的自动化过的程概念和不可抵抗的力量的概念。[1]阿伦特心目中的革命就是美国革命,带着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行动去创建一个新的保障自由的共和国。美国革命者参与革命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神秘的力量的代理人,而是把自己的所做作为体验为深思熟虑的自由行动。他们讨论和决定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些决定对未来一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是负责的、自由的。如果把革命看作是历史必然性的自身展开,行动者只是被动执行者,结果是行动者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是阿伦特非常遗憾地指出,美国革命的经验消失了,流行的是法国革命的经验,它决定了后来的革命传统,并且法国的革命者把自己经验为是自由和负责的行动者,但是这种自信很快被一种流行的潮流取代,剥夺了他们作为自由独立的行动者的可能性,使其进入一个并非经过深思熟虑而采纳的立场,作为“自为力量”的革命的观念则加速了这个过程。后来就演变为十九世纪对于历史的理解――历史是人类无法控制的自动过程。

阿伦特的解释是:美国革命的成功原因在于它是而且一直是政治革命,以自由为前提,而法国革命则转向了专制,原因是政治的考虑迅速地被社会的(即经济的和物质的)考虑压倒了,被把大众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欲望压倒了。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量人没有从物质的必然性中解脱出来,只有特权阶级是例外。相比之下,美国则极度富裕,即使是穷人也可衣食无忧。无边无际的新大陆似乎特别眷顾美国,使得美国革命的发动者能够全心全意考虑共和国的权力分配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问题,不必因为饥饿大众的压力而不得不考虑非政治的社会问题。法国革命者则相反,他们相信所有的政治考虑都要服从于如何解救大众于贫困这个最紧迫的问题,而事实上,贫困的悲剧是无法一下子结束的,唯一的结果就是暴力、专制,原初的自由激情被淹没了。

阿伦特由此认为,“自由”和“解放”是不同的概念:自由的先决条件是:享受自由的人必须首先从对必然性的臣服(无论是臣服于人的专制还是自然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一个为生计而奔波的人既不可能自由行动,也体会不到自由之美。为了面包而革命的人会摧毁挡在自己面前的不管什么东西。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是最先从理论上为这种革命辩护的人,他把自己的关注从政治领域――在这里人作为自由的行动者而行动――转向了经济领域――这里的人总是臣服于必然性。马克思声称,政治和思想的领域只是上层建筑,就此而言,自由不过是幻觉而已。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加强化了现代时期的有害教条,即生命是最高的善,社会的生命过程是人类努力的中心,革命的作用因此不再是把人从其同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更不是建立自由,而是把社会的生命过程从匮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富裕。现在,不是自由而是富裕成为革命的目的。”

但阿伦特又补充说,马克思是矛盾的,他也认为人类最终的解放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论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质疑一系列的现代假设:把历史理解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是工具而不是行动者;把革命理解为社会动乱的政治表达;把大众的福利视作革命的适当的结果,等等。她要提出另外一种对革命的理解,革命是人类行动能力、创新能力和打断自然或社会的盲目过程的能力的最杰出例子。在美国革命的范例中,革命既是深思熟虑的开新行动,又是一种“保守”行动――在革命确立和创建一个持久的共和国和宪法的意义上。它确立了应该得到保护和敬重的权威。革命并不是无政府的,而是一种创造行为。开新的激情和守护的虔诚的接合在法国革命以后丧失了,法国革命把创新和守护视作独立的而不是互补的。阿伦特不喜欢党派政治,而喜欢革命委员会式或大众委员会式的直接参政模式,它们是非常自发的、非计划的。但是职业的革命家常常认为这是不可实践的。阿伦特这样强调的原因之一,是希望普遍公民也能够政治地行动。这种大众委员会的功能是政治的而非行政的,所以她反对工会管理工厂的观点,因为这会把工会的作用降低到了经济管理――在这里需要的是专业主义/专家统治,而在公共生活中提倡专业主义/专家统治是不合适的。

阿伦特的革命观和卢森堡非常接近。如果说,把她看作左派是有道理的,那么,她就是卢森堡意义上的左派,而不是马克思或者其他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左派。



[1]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理解的“革命”一方面和法国革命类似,把自己表征为是在从事前人从来没有从事过的伟大事业;但另一方面又认为革命遵从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革命者仅仅是这个历史必然过程的“工具”。这点好像阿伦特没有论及,但是对于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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