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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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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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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应该告别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  

2007-11-14 23:13:00|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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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应该告别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

 

                          陶东风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把公民教育提到这样的高度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君主专制通知,人民大众长期缺乏公民权利,甚至不知公民为何物(而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文革”时期更是肆意践踏人的公民权利,片面鼓吹阶级斗争,使得我们今天的公民社会建设严重缺乏传统资源,公民意识教育任重道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这样界定“公民”:“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中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我以为,这个界定是建设公民道德、进行公民教育的必要前提,而没有能够在公民教育的理念和实施过程中切实贯彻和落实这个前提,是我国公民教育至今仍然不能深入人心、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

首先,导致我国公民素质不高、公民意识淡薄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缺乏民主传统,长期把人民当作没有主体之权利、只有服从之义务的臣民。而不落实公民权利,公民义务和公民责任只能是一句空话。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或公民义务)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权利是基础。公民之所以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比如纳税、服兵役、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前提是自己是一个权利主体,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发自肺腑地热爱一个自己不能当家作主的国家,或真心拥护一个不是他自己选举的政府,遵守一个不尊重他的正当权利的法律法规。比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外国人履行服兵役义务,因为他根本不是中国公民,不享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一个人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公民权利,或者虽然知道自己的公民权利,却无法实施,从而流于一纸空文,结果必然是,要么在自己的正当权利遭到了践踏时候也浑然不知道,要么对自己的公民义务和公民责任持一种消极应付的态度,能逃则逃,能躲则躲。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是对称的,没有一个人会在自己的公民权利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积极履行公民义务。专制社会的特点是,一方面肆意践踏公民权利,同时又对公民施加了许多“义务”和“责任”。要求公民切实履行这样的义务和责任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它只能导致公民权利观和义务观的表演化、虚无化、空洞化,导致人们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全部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我知道我的所谓“公民权利”是一句空话,对此我无能为力,但是你也甭指望我切实履行公民义务。因此权利观念的败坏的必然结果是义务观念的跟着败坏。

基于上述理由,十七大报告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非常明智,非常及时的。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这只是一个开始。在很多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章甚至官方文件中,仍然很少提及公民权利,而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和公民义务。这很容易招致逆反:你总是要求我们作这个作那个、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却闭口不谈我有哪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如何保障这些权利。这样的义务观念很容易成为口头禅,成为官样文章而难以真正深入人心。

其次,公民是一种法律身份,而法律具有普遍性/普世性(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应该与特定的政党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纠缠在一起。这一点决定了公民教育和政党意识形态教育的区别。公民意识教育不应该要求公民遵循特定的党派意识形态,它是一种超越于特定意识形态之上的普世价值教育。我们必须把公民教育和党员的思想教育区别开来。党员的思想教育应该而且必须体现党的意识形态要求,比如共产党员就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纳入公民教育,甚至当作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要求每个公民都必然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很妥当,它很可能导致人们的反感,以为又是以前的政治思想教育那一套。

第三,作为法律身份,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和他的党派身份、职业身份、种族身份、性别身份等等特殊取向的身份界定无关。公民身份是一种更加普遍主义的身份认定。这决定了具有公民这种法律身份的人,数量必然非常庞大;而作为面向所有公民的道德要求,公民道德也必然是普遍取向的,是低调务实、可以在全体公民中推广的基本道德、低端道德或底线道德,而不可能是理想化、个人化、不可能推广或不应该推广的高端道德。比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等等应该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但是“无私奉献”、“大公无私”、“淡泊名利”等等就不应该是对一个公民的道德要求(很遗憾的是它却被写入了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因为一个人只要合理合法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没有违背公民道德,我们不应该像要求一个党员那样要求一个公民,也不应该像要求教徒一样去要求公民具备带有宗教色彩的高调道德。公民道德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明确公民道德是普世的、基本的低端道德,淡化其政党意识形态色彩和高调理想主义色彩,杜绝假大空的高端道德(比如“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另外,必须明确公民道德属于基本的社会公德而不是个体价值信奉,前者是公民行为的基本准则,后者则是个体的终极目标和私人理想。个体的终极信仰是私人化的,不具备普遍性,是不可推广、不必推广、不应该推广的,它的作用在于为个体的灵魂提供一个寄托、一个家园。每个人的精神家园都可以不同,不必强求一律也不可强求一律;而公民道德是普遍性的,是作为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条件。每个人的个体精神信仰可以千差万别,但他作为公民,又必须受到基本的价值规范与伦理法则的制约,这种价值规范与伦理法则是具有普遍性的、是可推广的;但正因为这样,它又必然低调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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