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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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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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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怎能如此“落实”?--解读“国家十…  

2006-09-16 20:19: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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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怎能如此“落实”?

--解读“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

 

陶东风

 

 

 

近日文化部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详细阐述了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其中不乏许多振奋人心的内容。纲要的开头就把文化提到了“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的高度,认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团结人民、推动发展的精神支撑。”指出“在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既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民族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必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这与以前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显然大为不同了。可以说,这大概是我所见到的近年来对文化的地位与作用评价最高一个官方文本。

但是笔者也有一些迷惑和担忧。通读纲要,给人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大量的数字和数字化的发展指标。比如纲要提出要启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二十世纪美术作品收藏工程”,其具体指标是:完成100幅(件)表现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大型绘画和雕塑作品。再比如,纲要指出:要推出100部弘扬主旋律、体现多样化的优秀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戏剧、歌曲和文艺类图书;其“学术创新工程”要重点资助出版400部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原创性学术著作;其“重点文学作品扶持工程”要重点扶持和推出100部反映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当代现实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报告文学、长诗。等等。

这里所说的“100”、“400”不知道有多少科学依据,是经过什么样的“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依据我的个人经验、同时证诸以往的历史教训,我深感这种数字化的“科学”管理方式并不适合于文化,甚至也不很适合于整个人类社会。首先,我的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恰好是100400部?99部、101部、399部、401部就不可以或不可能么?有必要这样准确么?怎么做到这样准确?常识告诉我们,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是一个长期积累、水到自然成的过程,国家可以在尊重其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对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和调节,但是引导和调节到这么准确无误的数字化程度,其动机、效果和目标却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我们很难想像“十一五”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恰好能够提供400部“原创性的优秀学术著作”,中国的作家恰好能够创作出100部“优秀的、反映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当代现实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报告文学、长诗”。这与一个人的研究或创作其实有相似的地方。对文化艺术事业这么精密的计划和控制只有在高度集中极权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而其结果则是大家熟悉的。就以本人为例,上一个五年我出版了三部学术著作,这个五年我估计却只能出版一部,而下一个五年能够出版几部我根本无法规划。我只能依据自己的精力、时间和工作、生活状况对我今后的研究进行大致计划,但即使是这样的“大致计划”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由于种种不可预知个人和社会的因素,我不但不可能准确计划我出版著作和发布论文的准确数量,而且连它的基本走向是否会发生较大变化乃至根本变化也难以准确预测。如果非要做出这样的规划并强制实施,其结果无非是:或者这样的计划因为情势变化无法执行而流于一纸空文,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或者为了让千变万化的现实就范于原先的计划而人为地控制文化和知识的生产,为了达到“100”“400”的数字目标而自欺欺人地搞“学术制造业”以便“圆满完成计划”(比如今年的计划是100部,那么,即使真正优秀的作品只有90部或80部甚至70部,也要矮子里面拔高个凑成100)。说实在的,这样准确的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目标使我常常产生不愉快的联想,比如大跃进时期的亩产多少多少斤(而且据说也是“科学论证”的)。  

这个纲要在其他一些看似非数字化的方面也存在这种“园艺”思维。比如人为地规定要重点发展哪几个出版社和杂志社,扶持哪几个艺术表演团体,支持哪几个文化会展和文化节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国家有关部门操纵和控制文化活动的强大权力欲望,而不是从尊重文化活动的自身特征和规律出发的。它也是对市场机制的人为扭曲和破坏。人们说市场是调节资源分配和商品生产的“看不见的手”,但是如果这只手被巨大的绳索紧紧困住,那么它的调节功能就会彻底丧失。比如当国家通过行政力量对某些文化单位或文化活动投入巨额资金而对其他的文化单位和文化活动漠然视之或人为压制的时候,无论是受到特殊宠爱者,还是受到漠然视之或人为打压者,都将彻底丧失基于真正的市场竞争的生存发展能力。

其实我们的数字化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体制时代的思维模式的遗留,它的背后的支撑理念是把文化、学术、经济乃至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都看作是可以严格计划和控制的对象,把文化和社会的管理看作是“社会园艺”或“社会工程”(顺便指出:纲要中“工程”一词的出现频率高的惊人):最高计划者象一个总设计师那样设计出社会和文化的“蓝图”,然后让各级官员和知识分子、教师等充当具体实施这个蓝图的“园丁”,按照“蓝图”、“计划”选定应该重点培植的“鲜花”和必须彻底清除的“毒草”,然后给“鲜花”圈护起来加以培植,把“毒草”坚决无情地铲除。事实证明这样的严密计划不利于社会文化生态的平衡,不利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最严重的时候会导致百花凋敝或一花独放的局面。原因很简单,多样化和差异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文化学术的本质特征,而各种各样数字化的蓝图和规划恰恰建立在对于这种多样化和差异性的压制和歼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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