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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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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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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学批评中的消费主义话语批判(中)  

2006-12-03 19:38:00|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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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文学批评中的消费主义话语批判(中)

 

所有消费主义的赞美者都对中国当代社会流行的不问政治权利只求感官快乐的消费主义现实采取了非常肤浅的“唯事实主义”态度,并以此作为拥戴消费主义的依据。当消费主义的鼓吹者们认定启蒙主义的理想已经“过时”、“终结”、不能对现实发言,因而应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现实进行无条件的辩护,“存在就是合理”就是他们的逻辑。他们从来不问今天中国的消费主义现实是如何形成的?哪些力量参与了这个“事实”的塑造(因为从来没有自发出现的“社会事实”)?应该如何评价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它当成是大众“自己愿望的真实表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评价和展望都是以无条件承认这个“事实”为前提的。而在我看来,这种消费主义不但不是中国“崛起”的标志,更不表明“中国的‘现代性’的历史阶段已趋于完成”,而且也不是中国大众真实愿望的完整表达,毋宁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时代被引导、被塑造且带有几分无奈的选择,是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完整现代性规划被改写的结果。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一个基本事实(不知道消费主义的鼓吹者们为什么闭口不提这个事实)是:消费主义的生活理想和物质-经济至上的国家发展观,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出现并流行的。正是在这个特定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的迅猛增长(但是代价极为惨重)与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携手并进,其他领域的现代化、特别是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则没有同时跟进。所谓今天的中国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梦想”,说穿了就是80年代的整体性现代化诉求(不仅要求经济的现代化,而且要求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变为单一的经济-物质的发展主义和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80年代我们并不陌生的大众政治热情被转移并久而久之被遗忘,转而拥抱犬儒式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政治冷漠象病毒一样蔓延。这样,“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的”这个受到消费主义的鼓吹者一再赞美的“新中国梦”、“新生活梦”、“新新中国的文化景观”,与其说是对于五四以来、特别是80年代的现代性理想的超越,不如说是对这个理想的强力扭曲、改写和遮蔽。也许,五四和80年代的现代性的确在“失败”,但它是发生在特殊时代语境中的悲剧性事件,绝非什么“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要作的不是象有的批评家那样无条件地拥戴这个“现实”,喜洋洋地断言启蒙的“过时”、“终结”,而是相反:坚忍不拔地坚持弘扬启蒙精神以便改变这个畸形的现实。这就像一个人因为缺血而导致昏厥,我们是应该给他输血让他站立起来呢,还是说:这个人已经昏到,这是一个事实!因此,他已经不需要鲜血了,鲜血已经“过时”了,让他继续昏着吧!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为新出现的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类型以及突出的非政治化和非公共化倾向辩护的时候。有些消费主义的鼓吹者不但欢呼雀跃,不以为忧反以为喜,[i]而且还振振有词地阐释其“历史合理性”,自称具有“历史意识”的某些研究者甚至对于那种“彻底拒绝”人的责任和义务、放逐历史、只要自己觉得快活、觉得满意就行的“娱乐”文化(比如在KTV包厢里肆意放歌)也值得大大鼓吹,被认为是中国大众政治成熟的表现,具有“不容小觑的积极现实意义”,因为它“对于一向把道德理性和政治诉求放在很高位置上的中国人来说,确已形成大面积的冲击。”他们一再肯定:“在具有强烈政治理性传统的中国社会,我们有必要关心:在大众生活日益脱离单一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况下,张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感性满足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文化功能。”“在社会审美风尚的具体变动过程中,感性享受的发展有可能在一个特定层面上激发人们对于实际生活的新的信心,从而使生活本身充满新的活力和丰富性。这一点,对于长期处在政治权力和道德理性压抑之下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更有它的实际意义”,“在考虑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问题时,必须经常注意到本国文化的既有背景和它的历史特殊性,充分注意社会审美风尚发展与大众现实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关系。”

这里涉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对于消费文化的非政治化的合理性应当如何估价。对此的确要有一种历史分析的眼光。必须肯定,非政治化的文化和审美的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确可能有其进步的政治意义、甚至解放和颠覆作用,对此,我曾经予以肯定。比如,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和港台武侠剧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还没有告别禁欲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那个追求个人生活欲望的满足仍然不具有合法性的时代,远离主流政治话语的消费文化的确起到了自己特殊的反抗作用,一种以不合作的形式出现的反抗。它本身就是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或“远离政治的政治”。但是,一旦非政治化本身成为一种主导的政治文化力量和社会流行思潮,而且出现在政治问题空前突出的历史时刻,上述的评价标准就不得不改变。这一点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晰。以纯娱乐、纯感官满足为特色的大众消费文化在90年代以后越来越丧失自己的批判性而表现出其犬儒、妥协、无奈的一面来,被认为是文化消费主力的“80后”一代更是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冷漠,连无奈感也荡然无存。今天的严峻现实是:中国社会上下各个阶层早就不再把道德和政治放在第一位。在“不问公民权、只要娱乐权”的“娱乐之死”的时代,这种“非政治化”倾向还有任何“冲击力”可言么?为它进行历史的合理性辩护不是很荒唐么?



[i]比如有人说什么“在物质富裕的时代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享受,不是什么奢侈的或不道德的事情”;“富足与安逸是人在现实中的基本追求,对它的表达与满足则给了人们一种快乐的安慰”,它甚至就是“中国社会最具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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